孔孟儒学管理文化探析--兼谈管理特质分析方法的应用

孔孟儒学蕴涵着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管理创新的重要知识资源.对儒学管理思想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儒学古代管理文化的发掘.本文在提出管理文化、管理特质、管理特质分析方法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遵循管理哲学层面整体开发与管理操作层面具体剖析相结合原则,运用管理特质分析这一管理创新方法对孔孟儒学管理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发掘,包括发掘、搜集和整理各种管理文化特质、特质结构,并对建立管理文化特质库进行了探讨.     

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战国后期韩国人,贵族出身。韩非是儒学思想家荀子的学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口吃,不善于说,但很善于写,著有《韩子》五十     

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相传墨翟早年曾接受儒学教育,后来由于反对儒家的繁琐礼仪和政治主张,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一书是墨翟的弟子们根据其言论记录成的,现存53篇,基本上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可靠材料。墨子是注重实干和行动的思想家,"择务而从事"的实行主义是墨子思想的根本观念。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为墨家建立了很多基于这种观念的信条。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下)

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上)

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五四前后郭沫若对孔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清算,一大批激进学者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纷纷加入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当中。然而,在对孔子儒学的一片讨伐声中,曾开五四时期创造风气之先的郭沫若却逆势而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强烈认同。郭沫若的这种文化认同并未仅仅停留在精神思辨的层面,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行为,成为他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的强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还成为郭沫若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作为这个命题的较早提出者,郭沫若的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语·学而》篇中的儒学道德认知思想诠释

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命题之后，如何诠释道德的实在性及道德认识路径成为认知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任务。《论语》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其开篇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仅蕴含了对道德实在论的确认，同时也通过“学”与“乐”的关系阐述，使情感体验成为道德认知的有效通道。另一方面，通过“君子不愠”避免使儒学陷入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泥潭。     

以太与公法——论谭嗣同、康有为运用科学话语对儒学的转型与重构

晚清科学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东西方多种政治、文化力量碰撞、融合下生成的。对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多元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揭示本土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利用策略。科学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功效，让谭嗣同、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忧国忧民的士人相信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以及合理性。以科学取代传统的常识理性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置换，而且蕴含着价值观念的革命。由于合理性不再需要和儒家道德保持一致，谭嗣同得以冲决一切罗网，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由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客观性，康有为将圣王教义重新组织到普遍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努力使儒学重新获得万世公法的普世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