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推动力量。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逐渐从国家包办演进为共建共治共享，在逐步战胜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所蕴含的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坚定地依靠人民的主体性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共服务体系。“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正确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统一与多样的关系，充分彰显了实践理性原则，在促进财富生产、分配公平两个方面具有助推共同富裕的复合效应。强化标准体系、项目体系、保障体系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包容、有效的治理来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扩容，通过强化需求导向、集约机制以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构成了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向。     

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人才之路

<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我国高质量人才培养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要全面认识人才培养质量的内涵要义，增强人才培养自信与能力，把握好人才成长规律，加快改革创新，通过培植人才培养土壤，营造人才成长环境，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率先建成人才强国。     

论北极航道航行权的争议与未来

随着北极航道逐步开放，沿岸国对北极航道的管辖权主张及其适用的航行制度成为国际海洋秩序领域的争论焦点，北极航道沿岸国和利益攸关国都从不同角度解读国际法规范，对北极航道航行权问题提出各自主张。我们着眼于北极航道航行制度领域的两大问题，即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以及“冰封区域条款”在北极航道的适用问题，驳斥加拿大、俄罗斯对北极航道提出的内水化主张，辨析其作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构成要件方面的不足，同时，明确冰封区域条款在北极航道的适用限度。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内涵，提出构建基于过境通行制度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北极航道航行制度。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重大发展与理念创新

《社会保险法》以及新《工伤保险条例》对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作了重大发展,扩大了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调整了工伤认定的范围,简化了工伤处理程序,提高了工伤待遇标准,增加了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项目,减少了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规定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和追偿制度,规定了第三人侵权的工伤医疗费用支付,明确了工伤保险基金的统筹层...     

审级模式视角下的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

民事诉讼中攻击防御方法的失权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效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其贯穿了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我国立法通过举证时限制度对一审和二审进行了笼统的规制，不仅遗漏了主张层面的攻击防御方法，更忽视了不同审级中失权效果的区别。从审级视角出发，在不同的上诉审理模式下，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的严格程度互有差异。二审攻击防御方法的失权不仅是诉讼促进义务的要求，更与一审程序的充实程度息息相关。我国立法应当以一审与二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从制度体系以及配套规则方面优化对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的规制。     

大学生网络道德风险及其防范策略——基于“造谣”事件的探析

在网络社会中，大学生面临着各种网络道德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形式多样且复杂。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风险进行系统地分析和探讨。其中，网络谣言的出现给大学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侵蚀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重大威胁。通过对这些“造谣”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入探究网络谣言产生的根源和危害，并从网络技术层面、高校治理层面以及大学生自身层面提出应对网络谣言的对策。     

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

尽管印度并非米尔斯海默所界定的大国,但并不妨碍印度在对外关系中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从历史传统来看,印度主要采取借势战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借势战略之所以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不仅在于其为获取权力服务,还在于特别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运用。通过审慎分析可以发现,借势战略的收益受诸多变量的影响,其中尤以地缘优劣、国家能力强弱、权力权重、国际制度、队友考量、目标或非目标等影响最为突出。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正是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借势战略策略的运用,在该借势战略框架中,印度为施动者,针对目标为中国,借势对象为美国、日本,收益目标包括安全、发展与权力,手段则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扩张。正是基于借势战略,印度与美日的海洋安全互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在推动印太地缘政治形态、共同应对中国的海洋"挑战"、多边联合军演制度化、军事装备与技术贸易等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根据借势战略收益的框架进行分析,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的借势战略收益是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正向收益、不确定性收益和负向收益。于中国而言,对印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关防范。     

中国特色的整体型行政模式:实践生成与理论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要求我们从更基础的理论范式来探讨中国公共行政。与西方国家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公共行政模式不同，我国公共行政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整体形态，即着眼整体目标，肩负发展和管理双重职能，并通过整体组织和系统运行实现行政目标。整体型行政模式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又吸纳了个体主义元素，并在不断改革开放中完成现代化构造。这一模式遵循整体主义哲学观，以系统论为基础，兼容原子论和还原论，既注重公共行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又重视公共行政的个人元素，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整体型行政模式在作用范围、核心任务、根本遵循、内容结构、行政手段与机制及政府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共同富裕视域下第三次分配的法制保障

作为实施我国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通过民间非营利组织或活动而实现的自愿性资源分配，因此需要建构以自治性、公信力与规模化为目标的非营利法制体系来为之保驾护航。据此反思现有制度，以部分非营利形态自治性受限、非营利形态治理低效、财税优惠等促进机制严重不足为代表的制度缺陷明显有违这些目标，抑制了第三次分配事业的长远发展。在《慈善法》修订与其他非营利领域立法之际，应重申自治性、公信力与规模化三大目标，并在非营利领域贯彻章程自治与活动自愿原则、强化民间非营利形态有效治理、完善财税优惠等各类促进机制，从而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潜能。     

论政府发展职能与行政法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发展职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除传统管理职能外，政府还肩负着重要的发展职能。与管理职能的谦抑性质不同，发展职能需要政府积极作为。管理职能最早局限于秩序行政，后发展到福利行政和风险行政，追求存量优化和社会公平，政府呈现的是“管理者”身份；而发展职能则以增量发展为目标，政府通过政策引领、资源配置、直接参与和风险管控来实现发展任务，其身份更多体现为“经济人”。发展职能已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发展职能及手段缺乏法律支持，也存在着许多违法和权力滥用的现象，需要行政法的全面调控。从发展职能履行手段的视角分析，涉及许多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建构，立法任务艰巨。但面对政府发展职能及其履行需要，行政法必须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要确立以整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并重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政府发展职能的有效履行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对其权力运行加以规范控制。行政法学也需要走出以规范管理职能为研究重心的局限，建构双重职能下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