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实现发展。东亚和中国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工业化,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国际贸易增速将显著低于GDP增速,加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发展需要新思路。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全球化。中国具备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贸易能力,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两个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大小的富裕经济地带,在战略上中国倡导共商、共享与共建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具有深厚的带动力。预计2030年左右,"一带一路"沿线中低收入国家有24亿人将转变为中高收入人口,而届时中国有14亿人口将成为高收入人口。尽管富裕起来的中国在战略上的确构成对美国的重大挑战,但"一带一路"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合作共赢的机遇。因此,中国应统筹"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从战略上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发展为全球贸易战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决不只是中美双边关系层面的问题,而有着深刻的根源,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事实上不会实现其大量减少贸易赤字的预期目标。美国不理智的行径遭到国际上各方面的批评,多个国际机构纷纷发声警告美国。西方国家对1930年美国出台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深恶痛绝,国际社会及美国自己都不希望重蹈历史覆辙。     

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新时代中韩关系的发展

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而且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不仅跟朝鲜保持友好交流传统,而且跟韩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发展迅速,逐步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萨德问题,中韩关系不仅遭到了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也影响了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如果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那么中韩关系有望发展成为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     

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北大核心CSSCI

从世界能源体系的生产、安全和金融结构上看,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尽管在生产体系和管道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始终是世界能源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和"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受者。美国"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等市场和地缘政治冲击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考虑到当前俄罗斯对亚洲能源市场的转向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中国扩展欧亚能源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

一、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功与过 为了迅速摆脱次贷危机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率先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篆。美联储通过降仳基准利率直至零利率水平,并购买房地产相关企业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国债的方法,增加了整个经济中运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在这种宽松负币政策的实施下,经济中的货币量源源不断地得到扩充,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保障。     

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将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和契机,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不过,南海争端的现实难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通道建设。因此,通过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建设,构筑从中国西南内陆出发进入印度洋的陆路通道,很可能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先选择。对中国而言,以中泰关系为战略支点,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而且有助于增强东盟国家对华合作的积极性与自信心。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印战略合作

在亚洲,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和印太大国的作用被美国重新发现和定义,印度战略地缘平衡手特性也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展开得到强化。就印度而言,一方面,外交中＂战略自主＂的传统使其对美国的要求显得有所节制和保留;另一方面,现实中印度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向西发展在战略空间上形成重叠,这使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存在有所担心和疑虑,印度国内部分战略认识也强调不能忽视中印关系中的竞争性。     

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

本文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的视角下讨论东亚秩序研究的发展及其价值。区域概念及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显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进而,本文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东亚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进展。选取的视角包括四个议题:思想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关怀、来自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启示、对于东亚体系和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以及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逐渐从忠实追随到开始认真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思维定式的趋势。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批判性思考,引导出地区秩序研究在中国和东亚国际关系土壤中可能萌发的理论生长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已然意识到其对于学科的创新价值。在此环境下,立足自身的历史和困惑揭示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和优势所在。     

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

水资源安全是拜登政府关注的重要领域,充当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以水资源安全相关领域为切入点,以多层级参与扩充行为主体,以盟友参与深化国际影响力,意在强化美国的水资源治理模式,以塑造水资源治理为战略抓手,降低因水而起的美霸权治理成本。同时,拜登政府借水资源安全议题参与全球战略博弈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美国对全球水资源情况的了解程度有限,美国目前的实力也限制了其全球水资源安全治理能力,美国的盟友也可能在全球水资源治理方面构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或产生不利影响。     

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布局

中国外交布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本文从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的互动角度,讨论外交布局发生变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方向。百年大变局是一种看待中国崛起的理论框架,经济变化先行一步,并带动其他力量的变革,包括外交布局。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经济力量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百年大变局之前,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是发达国家,中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融入国际生产链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交布局的重心也放在维护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并内生于中国构建的国际经济关系之中。然而,中国经济体量壮大和发展水平提升,引起美国的打压遏制,国际秩序被迫调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国家消费能力下降,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失去了动力,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因而中国逐步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了新发展格局。在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外交布局将更为重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