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游戏中“私服”问题的刑法思索

架设、运营私服的行为，是我国目前比较常见的网络难题，极大的危害了我国游戏产业的发展，但从各种立场为“私服”辩护、辩解乃至主张其合法化的观点仍然时有出现，“私服”也屡禁不止甚至得到相当数量游戏玩家的欢迎。这些矛盾和冲突值得从刑法上进行定性研究和关注。本文尝试从“私服”的基本概念和法律性质出发，通过总结私服泛滥的原因，结合对刑法相关条款、相关用词的分析和解释，确立私服行为所触犯的主要罪名。     

论前科效应的理论基础

前科导致的刑罚从重评判效应 ,属于世所公认的量刑惯例 ,但是对其理论基础问题却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前科效应的理论根据 ,应当是立足于社会危害性之上的人身危险性 ,这有其经济学价值与规则合理性 ;同时 ,前科效应从其所导致的刑罚构成特点来分析 ,具有双重复合性 ,而其法律属性 ,只能定性为对前罪刑罚效果的配套评估体系。     

累犯中人格评价因素探析

对于累犯的立法设置和从重处罚是否应当考虑人格评价因素,刑法理论长期存在争议,中外立法实践各不相同;国内刑法理论的整体倾向,存在从否定到肯定的演变过程;累犯中的人格评价因素,本质上属于累犯的立法初衷和从重处罚的唯一理论根据,应当及时在立法中得以体现。     

“双层社会”与“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标准

"网络空间"中"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判断标准,应当以"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同时存在的"双层社会"为背景,避免判断标准和判断视角的错位。应当深入分析网络空间中"公共场所秩序"的双重维度和妨害信息秩序行为的过程链条,建立网络空间中"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双层犯罪定量标准体系,以此判断秩序混乱的程度是否"严重"。保障真实信息获取、传播的自由和效率属于网络空间中的公共秩序。     

在华外国公司犯罪的规律分析与应对策略

伴随在华外国公司投资额度和公司数量的急剧增加,在华外国公司犯罪问题日益凸显,而与此相适应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以此为背景,我们随机选择了2002年至2011年间100个在华外国公司犯罪的现实案例,在对犯罪规律和趋势进行多视角剖析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如何解决在华外国公司犯罪态势高发、社会责任严重缺失的应对问题,对于如何构建与中国经济地位、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外国公司犯罪的刑事政策,如何强化中国刑事司法对于外国公司犯罪的防治力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     

关于增设消除犯罪记录型缓刑之立法建议的置疑

伴随着对前科消灭制度关注度的日益升高,在刑法领域内盲目套用前科消灭理论的不正确做法逐渐增多,关于增设＂消除犯罪记录型缓刑＂的观点就是表现之一。此种学说的关键理论依据在于：缓刑考验期满后,保留犯罪记录会对缓刑犯产生标签效应,不利于其社会复归。对于此种学说的规模化出现应当加以系统的反思和批判,清晰地区分国内外刑事立法体系的差异,确立正确的缓刑观,坚持用审慎的眼光去分析缓刑制度与前科消灭理论的相互界限和各自相互独立的立法初衷,防止类似不正确观点的进一步扩大化。     

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探索与理论梳理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法定位为角度的分析

面对网络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的危害性超越和独立性的突破,传统共犯理论略显手足无措。应当坦率地从罪情演变和理论套路的紧张关系出发进行对话,理解和完善既有的司法规则和立法条文。形式共犯论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实质共犯论下的共犯独立性思路更为有效。司法实践对于网络共犯的制裁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三种模式并存的态势,构成了正犯化的三种途径,也面临着定量标准协调和罪刑法定限制的问题。立法修正从特殊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到一般帮助行为的正犯化,都需要厘清其性质争议和正当性质疑,进一步完善犯罪圈与罪刑相当。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需要司法解释和立法完善的双轨推进。     

汇通中西 蔚为大观——写在中德法学交流特刊出刊之际

阳春三月,百花盛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研究生法学》中德法学交流特刊与读者见面了。中德法学交流特刊的推出是《研究生法学》落实学校办刊定位的一种重要探索,是《研究生法学》创新办刊方式的具体实践,是《研究生法学》自觉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切实行动。     

论我国刑法分则中的特别自首制度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自首制度的传统类型划分 ,通常划分为“一般自首”与“准自首”两种 ,而忽视了存在于刑法分则中、适用于个别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刑法对贿赂犯罪的有关规定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两类总则性制度的范畴 ,构成自首制度的第三种类型 ,可将其称之为“特别自首”。●特别自首本质上是自首而不是坦白 ,属于独立的自首类型 ,具有独特的成立要件。●当特别自首与一般自首、准自首竞合时 ,应按照刑法分则所确立的特别自首来认定与处理。自首制度对于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和减少司法运作成本意义重大 ,并有助于实现刑罚目的 ,因而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