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生前债务法律处置初探

我国实行限定继承的继承制度,又采取的是直接继承的方式,在缺乏对继承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债权人的保护极为不利,有必要对继承人予以限制。死者生前和死后都可能达成债务承担协议,实现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由此,极可能引发纠纷。这些问题又恰恰是法律所未规定或规定不全面而为司法实践所常见者。因此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论城市应急管理（连载二）

（3）当前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有些地方党委政府对公安机关的职责定位仍不够明确。有些地方出现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主要依赖公安机关，     

校园伤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的适用

2001年10月12日,某中心小学11岁的刘某及同班同学在教师王某的带领下上体育课。老师将全班学生分三组,刘某所在的一组由老师指定的组长带领玩“老鹰捉小鸡”游戏,体育老师王某和班主任指导另一组进行跳高训练。原告在游戏过程中,不慎摔倒在操场水泥地上,当时未见异常。后有学生告知体育老师王某刘某晕倒,王某遂将刘某送医院救治。同年12月21日出院,出院记录     

无线通信技术在高速公路事故处置系统中应用研究

本文在对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过程、影响因素、紧急处置与救援特点及其信息需求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对高速公路现有通信资源进行分析,认为现有的有线通信网络无法满足事故地点随机性的要求,GSM、CDMA、GPRS系统虽然能建立信息传输通道,但不能对视频进行实时传输.继而介绍了作者研发的适用于高速公路应急救援现场的基于WLAN的无线视频实时传输系统的基本原理与功能.     

从存续性到存续力——德国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生成逻辑

为实现行政法治,德国法学界以司法判决为蓝本创设出了行政行为理论。作为重要的秩序构成要素,法的安定性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应具有与制定法和司法判决一样的存续性。在对判决确定力进行制度移植的基础上,德国法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导出了存续力理论。存续力理论在德国法中具体体现在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规则上,表现为对行政机关嗣后废弃行政行为权力的限制。由于存续力的产生,行政行为获得了与司法判决一样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法的安定性原则由此在行政领域得以真正贯彻。     

国际海运立法中分化与协调的百年变奏——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为视角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发生、发展与变革无不取决于国际贸易、航海技术、运输方式等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失责任制应该得到维系,在过失责任制下,免责事项将逐渐醇化,举证责任将根据航运实践的特点予以合理分配,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将继续得到适当的限制,从而使过失责任制得到彻底的贯彻.     

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下的物权法体系之构建——兼与刘正峰先生商榷

刘正峰先生发表的《论无名物权的物权法保护———从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检讨展开》一文对于否定物权法定原则,重构新的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下的物权法体系具有里程碑性的、开拓性的意义,但其部分观点尚有探讨的余地,如所有权类型也存在自由创设的空间、无需设置“属物权”概念、可以依登记对抗主义在动产之上自由设立物权等。基于物权种类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网络效应”理论,我国物权法既可以选择物权法定原则,也可以选择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但均需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论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它体现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是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刑事立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宪法原则为刑事立法确立了边界。(2)它体现在刑事司法层面。刑事司法不能违背宪法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贯穿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对宪法价值的内心崇奉,以及严格适用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普通刑事法律。宪法原则不宜成为刑事裁判的直接依据,刑事判决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被推翻。     

分裂国土是其罪恶目的——评“法理台独”的形成及流变轨迹

所谓“法理台独”,简言之,就是“台独”势力企图从“法律”上确定“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并否定“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行为。其主要手法包括“修宪”、“修法”等。这一行为从李登辉主政时就已开始,陈水扁上台后更将之推向一个新阶段。目前,“法理台独”已成为对包括广     

我国犯罪概念的宪法学透视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狭义的犯罪概念。其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通过违警罪制裁的犯罪行为纳入行政违法行为的范畴,目的在于利用积极、主动、高效的行政程序代替被动、中立、耗时的司法程序,从快、从严惩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去罪化”立法模式的本质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篡夺,其有悖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合乎比例、司法接近等一系列宪法原则。为了体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从长远看,我国刑法应弃用狭义的犯罪概念而采用广义的犯罪概念;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从短期看,只能在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行政制裁领域采取行政主体司法化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