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酒后驾驶的法律适用问题

酒后驾驶几乎从汽车发明以来就相伴左右，由其引发的交通事故每年都夺走很多人的生命，2009年这个问题再一次被国人所关注，随着一起起恶性事件的发生，人们对酒后驾驶的关注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孙伟铭一案一审死刑判决的出现。更是在全社会范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本文将通过对以酒后驾驶有关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比较，阐述了对于酒后驾驶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机动车保险下的被害人权益救济之探讨

通过特别法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为多数国家之立法通例。如英国《道路交通法》第149条、日本《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第1款、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责任保险法》第3条第1款。其宗旨都是为了切实的保护被害人。但是,日本的最高裁判所将其解释为直接请求权是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辅助手段,从依存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以及存在的立场出发,推导出损害赔偿请求权消灭,直接请求权也消灭的结论,那么最高裁判所的判决有轻视《保险法》保护被害人的目的之嫌。     

北京向缺德驾驶宣战

毫无征兆地突然并线、在主路出口处强行加塞、肆无忌惮地爆闪车灯……每天，难以计数的不文明驾驶行为都在严重扰乱北京的交通秩序，并严重地危及他人生命。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适用“但书”条款并无不当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表态的法理与实践面面观最高人民法院谈话的要点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条款对醉驾入罪是适用的。社会对最高人民法院谈话反响最大的焦点也在这里。大家认为,如此清晰的立法修改,立法本意如此的明显,还有什么情节显著轻微可以考虑呢?有报纸标题就直接解读过对该立法的理解:《醉酒者发动车子就算犯罪》。     

论醉酒型犯罪的解释困境——以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之检讨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醉酒型犯罪的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集中体现在第18条第4款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中,其在立法时并没有针对醉酒后行为人可能陷入的责任能力状态的不同在量刑上有所区分。这种立法模式不仅与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内涵相去甚远,而且会在实践中造成许多解释论上的困境。鉴于此,在借鉴国外醉酒犯罪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建议将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醉酒后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作为一种减轻处罚的情节在立法中予以规定。     

持刀威逼出租车司机到处开车应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0年4月2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赵某在大连开发区某饭店喝酒过程中,因醉酒与朋友发生矛盾,厮打后负气离开,在路边搭乘被害人滕某驾驶的出租车前往大连火车站。上车后,犯罪嫌疑人赵某为发泄心中郁闷,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架在滕某的脖子上,强迫滕某开快车,见有车挡路,便要求司机上马路牙子开车,甚至让滕某撞车前行。途中,犯罪嫌疑人赵某不断要求滕某改变行车路线,按照其指定路线行驶;将其手机扔到副驾驶座位上,以用手机交换为名,强行向滕某索要200元现金;     

私运单位财物的行为定性

[案情]2011年6月30日凌晨，正在休息时间的宋某给上班的二班班长桑某打电话．告诉其自己想装车煤．桑某表示车进来了再说。宋某即安排司机张某驾驶大货车，进入单位煤场。蒋某与申某都是二班的抓斗司机，桑某安排蒋某驾驶抓斗给大货车装满煤。宋某带领着张某驾驶大货车从北门出厂，门卫范某因宋某表示这次放行可以折抵以前的一千元欠款．故未对大货车检查就予以放行。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刍议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是刑法为应对社会发展为法益保护要求而给予的一种特殊评价。本罪的客观要件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二元行为,在主观要件上为明知行为本身的故意。在处理上需要注意分清本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的界限,做到不枉不纵。     

刑法中酒驾行为的新认定

将酒后驾驶行为区分为一般违法的酒后驾驶行为与作为犯罪的酒后驾驶行为，对不同性质的酒后驾驶行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从而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