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概念的新审视

一、从管理的概念谈起 :重新审视管理人们习惯把管、理二字连起来理解 ,解释成管辖、处理、管制 ,或者说通过计划、指挥、协调、控制等手段 ,使不同群体为达到共同目标的一种社会活动。说通俗点就是管好管住 ,不出问题。这种解释实际上只解释了“管”而忽略了“理”。管和理的含义是不同的。管着眼于控制 ,即按照预定计划和标准把人财物管控在一定范围内 ,着眼于静态 ;理则是梳理 ,使之条理化 ,延伸其意义是指创造一种机制或“势” ,使人在这种机制或势中顺势而为 ,从而达到目标。好比大禹治水 ,堵是管 ,疏则是理。在管理实践中 ,我们更多地…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本文试分析传统的以权力、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然后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探索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期对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以沟通为契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

近年来,为适应新时期群众工作的需要,我国出现了许多政情民意的党群沟通互动机制。科学合理的党群沟通模式和畅达的沟通渠道为党群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沟通"在当前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从党群沟通的重要性、当前党群沟通存在的问题、如何在当前工作中运用"沟通"技巧等方面对加强党群沟通在构建和谐党群关系中的重要性进行论述。     

报表异化对政府公共性的侵蚀

报表是政府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但在政府运行的实践中却经常出现报表异化,即报表不能提供真实的信息。这种报表异化现象导致了政府过程极易出现偏离公共性的倾向,形成对政府公共性的侵蚀,原因是政府过程中相关人员的行为以及相关制度的异化。     

试论风险社会视域下国家认同机制的建构

相对于传统社会国家认同的稳定性和简单性,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削弱和消解了个体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培育和强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需要一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性制度与机制的支撑。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先进的社会文化系统、多维度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建构持久的国家认同机制的制度保证。     

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与启示

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又有其固有的限度;当代中国国家构建的方向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兼评江宜桦的《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是现阶段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同时公共领域对政治社会民主化和公民意识提高的推动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通过对江宜桦教授“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一文的评论讨论了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应该是谁；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的条件等等。并通过分析得出无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如何的多元，其道德基础都是“善”和“正义”，这也就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     

试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

上世纪末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其背后有一整套看似逻辑周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作支持，主张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实现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以各种国际援助附加条件形式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改革主张，这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本文试图在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分析如何抵制其对我国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国际协同——以中国与东盟三国为例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内陆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工具,对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需要相邻两国在高度互信的基础上对其功能定位和建设规划取得高度共识,实现国际协同。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两国协同过程中,中国与东盟三国(越南、老挝、缅甸)在多个层面都有较好的表现,从而使得这一线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得到较好推进。但是,相比中国与这三个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共同点,相比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前景,现阶段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为此,我国首先要在内部明确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进而实现内部层级间、部门间高度协同,以此作为争取邻国配合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基础;同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让邻国在跨境经济合作中获得更大利益,分享中国改革发展成果,提升其参与、配合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