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复议审理机制的完善

我国行政复议审理机构、审理人员、审理程序等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行政复议价值的实现。因此从公正角度看应设立统一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确保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多样性和中立性,确立公开透明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从效率角度出发应建立复议简易程序,明确行政复议调解和和解制度。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覆盖的人群大都是低收入群体,通过这两项制度建设,可以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他们倾斜,更好地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降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本文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一些问题及完善的对策.     

关于犯罪心理学狭文与广义问题的思考

犯罪心理中的侠义与广义问题困扰着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作为学科概念的犯罪心理学和作为犯罪心理学最基本概念的犯罪心理必须明确。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确定的,犯罪心理学的定义不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犯罪心理是对犯罪心理现象本质特征的概括,它反映出犯罪心理现象的内在联系。可以有不同种类的犯罪心理,但是不应有广义与狭义犯罪心理之说。     

论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与优化策略

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中国智慧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国家治理范本,亦成为与其他国家一道进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同步,离不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则有赖于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中国亟须精心打造融通古今中外的现代话语体系,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可以按照明确构建目标、夯实构建基础、优化构建策略的逻辑理路,来把握和构建中国的现代话语体系,使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强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对外开放论略

我国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文化对外开放,有利于充分激发文化发展与创新活力,更有利于坚持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做到文化自强,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体而言,文化自觉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对外开放的根基;文化自信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对外开放的脊梁;文化自强体现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对外开放的力度;文化强国乃是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     

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三个乱象——让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回归初心

大学生志愿服务功利化的参与动机既是对志愿服务对象的不尊重,又是对真正怀揣赤子之心的其他志愿者的伤害,更是对志愿精神的亵渎。崇德向善的文化环境是志愿精神的生长土壤,在见利思义、济世爱民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希望培育出有担当、有德行、有责任的大学生。大学生志愿者要秉承志愿精神的真谛,超越物质走向精神、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益的栋梁之材。     

长顺县驶入发展快车道

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化同步＂和＂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镇化带动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的战略思路,长顺县调结构,强工业,打基础,转作风,打破了徘徊不前的格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加速发展。     

鄱阳湖湿地保护相关法律问题探讨——兼论《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的完善

鄱阳湖湿地存在低水位日益加剧、水质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破坏问题极其严峻等生态环境问题,对鄱阳湖湿地的保护以及对湖区周边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在于我国湿地资源尚未真正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护。应当从法律的基本理念、法律制度的功能和内容、实施机制等进行全面改造和创新,制定全国统一的湿地保护法,明确界定鄱阳湖湿地的保护范围,按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重构鄱阳湖湿地保护体制,对鄱阳湖湿地环评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进行完善,保障鄱阳湖湿地的生态安全,确保湖区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刑罚心理的探讨

刑罚心理是个体对刑罚形成的认知、情绪和意志以及态度,是个体对刑罚的反映。探讨刑罚心理在预防犯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司法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和工作目标,稳定的刑罚态度是稳定刑罚心理的标志,决定着行为人的行为倾向。     

浅议以法治文化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尤其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因此,加快对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构建法治公民的社会已经成为必然的现实问题.而在依法治国战略的带领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所以目前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少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是因为与现有法治现实体系相配套的法治文化体系依然没有建立,客观存在的制度无法得到主观意识的支持.只有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借用文化的渗透力、指导力,才能带动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