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理解苏维埃选举运动的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领导的革命活动就充满着浓郁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一方面,它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革命诉求之上。另一方面,又把战争动员作为自己最直接的目标,而苏维埃选举运动则是对两者进行调适的一个结果。通过苏维埃选举运动,中共不仅在苏区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工农专政的世界,而且还构建了一个有利于革命动员的新秩序。     

“博雅学院”的理想主义试验

不属于任何院系且没有专业，毕业后获“哲学博雅”学位；四年本科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课程；首届35名博雅新生遴选自8000多名学生，其中多数来自中产家庭；学生必须参加社团，组建乐队……     

身份、仪式与政治:1956年后中共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

目前学术界对1949年后中共政治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其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乌托邦理想主义等,最新的研究也在探讨中共如何运用文化符号来建构其政治统治。本文则侧重于,通过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观察从中央到基     

符尼尔和他的无国界医生

新一代的年轻医生正试图把无国界转变成一个专业化的人道救援组织,符尼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们的努力下,无国界不再时常做出轰动全球的行动,但却变得越来越高效,最终成为全球第一的人道援助机构。     

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呢

从改革的阶段来看,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放开搞活,开放开发阶段。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改革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拨乱反正,开始放开搞活,九十年代的改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科学主义陷阱”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自从其诞生起，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从始于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到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再到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作观之争，以至90年代后显现的“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我们时代的怕与爱

选择怕与爱的生活，在刘小枫那代人的语境里，意味着选择理想主义、选择受苦和牺牲、选择“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而在当下，能够调慢节奏、不以功利心而是纯然的热爱和敬畏继续生活就是令人敬佩的选择。     

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     

《英雄故事丛书》出版感言

为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国家有关部委（中宣部，民政部，文明办，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的统一组织部署和具体策划下，大型“红色经典”系列丛书——《英雄故事丛书》于2006年9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批判与折中兼具的"权力-道德"体系——论述E·H·卡尔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想

E.H.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和道德各自的含义、性质、作用、局限性和相互关系的阐述,从理论上动摇了乌托邦理念最根本的基础,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在批判理想主义的同时,卡尔并不是完全走向权力政治学,而是力图在现实主义之上构建一个有乌托邦成分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他学术思想的深邃严谨、学科建设上的远见卓识、挑战理想主义的勇气、对现实主义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多元主义思想的风格一直为后人钦佩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