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

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以参与讯问为中心的讨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推进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下，认罪认罚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存有争议、整体运行环境不佳、配套保障程序缺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相对不起诉整体适用率偏低，审前过滤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构建起诉必要性审查制度、简化相对不起诉的审批程序、完善相对不起诉的监督机制，并扩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化发展和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视死如归的革命者陈延年

<正>陈延年（1898—1927），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赴法国勤工俭学、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陈延年年轻有为，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毛泽东称赞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董必武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