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新阶段的特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放眼反腐倡廉的全局性、整体性、体系性,着力反腐倡廉的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走出一条日益宽阔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些特点也是原则,还是规律,应当坚持和遵循.     

器官移植犯罪的刑法适用及出路

“世纪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为无数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希望，但这也为器官移植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刑法修正案（八）》采用新增独立罪名和援用其他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对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非法摘取活体器官以及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但其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仍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立法、出台司法解释以及建立科学器官捐赠体系等是阻却器官移植犯罪日益猖獗的必由之路。     

关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思考

2012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日益攀升,如何充分发挥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作用,使一大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人身危险性程度低、悔罪表现明显的未成年人罪犯得以留在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摆     

保安员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保安员作为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因其特殊的职业特点和工作、生活环境，要求保安员必须具备适应保安服务业要求的心理素质，那么这些心理素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培养和提高呢？     

基本需要与犯罪

需要层次论是充分体现了马斯洛对和平的关切,也成为和平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那么人类就可以保持善的本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符合伦理的、有道德的、正直的本性。"此观点驳斥了关于原罪、人类堕落以及性本恶等理论依据,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的恶与人类所生活的环境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环境条件的好坏的评判依据可以来自于该环境是否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且满足的程度。基本需要与犯罪产生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利于解释具体犯罪产生的原因,以及为治理预防杜绝此类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实践与路径选择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减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出现,降低新疆地区整体的犯罪率,需要做好相关的预控工作。不同的预控模式对于处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路径需要从青少年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教育、道德与法制的动态平衡等方面入手,为这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新时期新疆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域性特点及对策

新疆特殊的区情决定了新疆人民内部矛盾既具有全国普遍性特点,也具有新疆自身的区域性特点。新疆发展的巨大潜力与经济相对滞后的矛盾并存,非均衡情况下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不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明显的民族色彩和宗教色彩,且与敌我矛盾相交织。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反两讲"依法治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开展民生建设。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当代青少年犯罪状况调查

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相较在校学生样本,我国正在服刑的青少年犯具有其显著的样本群体特征,尤其是日常行为具有明显的反规范和不良性表征。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尤为重要。家庭功能、亲子关系、社区环境、同伴关系与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影响甚为深远。整体上看,相较普通学生,青少年犯的家庭功能较为欠缺、与双亲关系较差、社区周边环境一般、对同伴信任度较低、学校对其教育成效也较弱;此外,青少年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偏低。在犯罪模式上,青少年犯罪也具有典型特征,如偏好抢劫犯罪、偏好共同犯罪、偏好街头作案等。在司法处遇上,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的刑罚适用普遍倾向于轻缓化,但青少年犯的矫治成效仍有待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