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文共同体构建：必要性、影响因素与现实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剧变，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东亚区域合作与东西文明互鉴的必然选择。中日韩三国历史上深厚的文化交流传统、长期共享的儒学知识与儒家文化、由相似近现代历史促成的“东亚意识”、以“鲁迅文学”“东亚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传统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然而，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其在战后缺乏深刻反思以及“美国内在于东亚”这一事实，造成了诸多阻碍东亚人文共同体形成的质素。此外，在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均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审慎处理“儒家文化—本土文化”“精英阶层—大众阶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三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几点：官方文化对话与民间自发交流共进；重建文化领导力与尊重文化异质性并举；改革教学体系与运用文化遗产并重；以智识支持促进规范内化，寻求原创性知识产品。     

重构中国人类学的自主性——基于世界性文化转型视角的自我观察

人类学作为自诞生之日起就内嵌着世界性传统观念的学科，面向世界性文化转型的中国人类学，可以说是面向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国人类学起初明显带有“海外嫁接”的特色，照搬而来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与中国具体语境相结合的实践中，诸多中国本土的文化特征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忽略与掩盖。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重新唤起一部分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其延续千年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在经验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转型实践，可作为建构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进一步更可为世界性文化转型的观察和共建奠定基础。人类学的学科思路中蕴含着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框架，由我者出发朝向异己的他者投射出遥远的目光，以他者之存在觉察和印证我者。因此，中国人类学是在一个世界大舞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而有的一种自主性的自觉超越，是一种建立在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性意义的自主存在。     

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探析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复合体,其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上穆斯林和英国对印度次大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形成的历史积怨,加之印巴分治和印巴冲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十分尖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视穆斯林和英国人为“外来入侵者”,反穆斯林的复仇情绪高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富地缘政治想象力,试图恢复穆斯林入侵前“纯洁”的印度教国家“婆罗多-印度”,继而试图继承英属印度鼎盛时期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大印度教帝国“统一婆罗多”。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甚至出现了将整个环印度洋地区都纳入印度版图,从而建立“联合婆罗多”的地缘政治想象。表面看似荒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绝非单纯的妄想,而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和民族情绪的反弹、印度国力不断增强背景下印度大国霸权扩张野心的体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对地缘政治和中印关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保持警惕。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     

自由主义如何面对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如何面对民族主义成为当代重要思想命题，从思想史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梳理，才能展现这一论题内在的复杂与张力。在这个维度上，追溯自由主义者霍布斯、洛克、贡斯当、阿克顿等与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分析体现在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施米特那里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进而阐述二战之后自由主义处理民族主义的两种方式——一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批判，一是以赛亚·伯林和耶尔·塔米尔以自由主义包容民族主义的努力，可以见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分别代表了人类的集体性和个人性这两种古老的维度，两者彼此依存也彼此冲突，但终究要走向调谐。     

印度政治生态变化对外交的影响北大核心

近年来,印度外交呈现强势姿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演变的结果。当前政治格局中,印人党一家独大取代国大党与印人党对垒局面;印度政党分化为三大势力并形成联盟政治模式,不因单一政党一时坐大而改变;印度教民族主义超越世俗主义成为印度主流政治思想,且有极端化趋势并存在向南亚邻国外溢风险。在此政治生态变化的推动下,印度“硬”外交走向前台:维护所谓南亚霸权强度增加;放弃不结盟传统,转而借重美国实现印人党版“大国梦”;在多边外交中谋求主导权;推动“印度制造”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外交的强势姿态还将继续,尤其是对华示强将持续。     

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以色列共产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参与

以色列共产党是中东地区少数几个拥有合法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该党就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宏大理想与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不断进行着激烈碰撞，导致兄弟阋墙，矛盾频发。以色列共产党内部的这种矛盾在阿以冲突和苏美争霸的国际环境中日益激化，并伴随着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增强，成为其分裂乃至政治影响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审视以色列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该党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两难抉择，也有助于理解其当前的政治参与及生存困境。     

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之争:英国各方对五卅事件的认知与意见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学生的惨案。事件发生后,英国持不同立场的公众、团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产生不同的认识,进而提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华英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五卅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期待英国以强硬手段镇压中国的反抗。而英国国内对于五卅事件爆发的原因则有多样的认识,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向中国做出适当让步。处于多种意见中间的英国政府,综合考虑了政府关切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后,决定作出适当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