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中国应学习西方的中层战略

长期以来,我们许多战略研究关注的都是大战略问题,如时代问题、和平崛起、大国兴衰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毋容置疑。但对一个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来说,仅停留在＂大政方针＂上的国际战略研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的现实需要。中国需要更加精细的国际战略研究。     

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

本文认为,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政府需求、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以及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则是影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提升了东南亚研究在中国的地位,促使东南亚研究以经济与政治(包括安全)为重点领域。但是另一方面,这三个因素却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着学术贡献与政府需求、学术贡献与大众需求之间的艰难平衡,并有可能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自身置于满足政府和大众短期需求、损害长期能力建设的困境之中。因此,本文认为需要从机制的角度来考虑如何矫正中国东南亚研究中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中国的崛起与地区安全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中国崛起”成了一个令人关注和广泛讨论的议题。许多地区外 (主要是美国 )和本地区的观察家都对一个强大后的中国将如何运用它的力量感到不安。随之而来的是 ,“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地区国家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如何理性地评估中国崛起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将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从几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

四个内部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一个外部维度(即外部环境)对于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任一维度内均发挥着作用。作者构建了一种新的行为归因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不仅能各自独立地给人们的认知造成不同困难,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对人们的认知构成了更加难以应对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挑战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的表现是有所区别的。缺乏对这些不同的、并且能够互相影响的挑战的认识已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把握好这五个维度,了解人们在理解它们时易于出现的各种偏差,对于理解国家在合作或冲突情境中的行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章的理论框架还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     

政治科学预测方法研究——以选举预测为例

预测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作为社会科学预测性研究的重要领域,选举预测是促进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动力。选举预测不仅限于民调,科学的选举预测可以划分为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大数据范式。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不同预测方法在准确性、超前性、解释力、可重复性、中立性和预测成本等评判标准上各具优势,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目前,选举预测领域呈现多元化、交叉互补、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其未来发展方向是“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微观预测变量与宏观预测变量相结合、预测与解释相结合,以政治科学为基础,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前沿技术手段推进预测范式的创新,并在预测实践中不断更新升级。预测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可以构成“双螺旋”的共生互补关系,共同致力于增进人类对复杂政治活动的理解和研判,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和政策应用价值。     

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之间互动的动态机制。通过归纳和推理,笔者发现,联盟维持和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两个变量——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通过相互制约的核心机制影响联盟的命运。按权力对比,联盟可以区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按联盟内部的国家意图,联盟可以区分为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这样,将至少有四个理想型联盟,每一个理想型联盟都存在自身特有的互动动态。总的来说,在对称性联盟中,若盟友意图一致,则彼此相互制约易于成功,联盟容易管理;反之,则不易管理。在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弱国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时,相互制约才相对困难,联盟才较难管理。文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联盟、20世纪中叶的中苏联盟以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美日联盟作为案例,对本文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进行验证。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本文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文章指出,用单一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历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试图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去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通过揭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及辅助机制,文章指出:国际政治系统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因此,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或"给达尔文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