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

古典经济学认为,能源大规模出口的财富效应有助于推动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甚至停滞的残酷现实表明,丰富的能源很可能并非推动经济增长的"祝福",而是拖累经济的"诅咒"。为了探讨诱使能源出口国陷入"能源诅咒"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产业联盟理论建立了涵盖能源出口国现代化起点、政体类型、出口条件的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上述三个因素对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强弱的影响。通过对能源出口国主要政治与经济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对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陷入"能源诅咒"的案例研究,本文发现,能源出口国的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出口条件改善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巩固和扩大了其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距。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贡献了巨额税汇、提供了畸形补贴、左右了选举结果,由此诱使政府与政治家对其形成了病态的依赖,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且大幅度”的调整,其内容包括:振兴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行业、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并扩大能源出口、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打破美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气候规制约束.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思想理念上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且在利益上与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力求促进能源产业工人就业并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致力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快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棋手;世界能源市场在中短期内供过于求,能源投资赤字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倒退,国际能源与气候政治更为复杂;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将取得进展,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新支柱,但气候治理合作却会陷入困境.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产权制度的视角

经济体量、能源禀赋、对外能源依赖程度等相仿的国家在应对同一场或情境相似的能源危机时所采用的手段经常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主要依托行政或外交手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国家则更依赖行政与商业的组合手段。为解释这一差异,就要突破能源安全研究惯有的地缘政治与供给需求分析视角,借助产权制度来考察政府与企业的权利责任边界以及政府借助企业力量维护能源安全的可能性和成本。基于美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与中国应对2017年天然气紧缺的实证研究以及英法两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补充性分析,可以发现产权制度决定了企业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研究表明,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高,政府难以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独自采取行政或外交手段保障能源安全;在公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低,政府更容易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两者共同承担维护能源安全的责任并通过行政与商业相结合的手段维护能源安全。     

委内瑞拉能源经济的增长何以不彰?——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

委内瑞拉通过大规模石油出口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与绝大多数能源丰裕国一样陷入了经济增长趋缓、停滞甚至衰退的困境之中。对此,本文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以经济现代化始点为自变量、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研究表明,委内瑞拉属于较晚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典型国家,政府频繁采取直接积极的“追赶型”模式来驾驭经济,特别是大规模推动和干预石油产业的发展。这导致一方面其石油产业联盟的实力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另一方面其在石油领域建立了国家产权制度。因此委内瑞拉石油产业有能力且很容易在政府的要求下缴纳超额的税收和外汇、直接向其他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影响选举并与政治家进行利益交换。在这三项病理效应的影响下,委内瑞拉政府与政治家对石油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依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该国最终形成“超规模”的石油产业结构。受制于此,委内瑞拉对内难以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对外则持续承受着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的负面效应,最终陷入经济的趋缓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