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

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彼此通过议题联结、成员联系和功能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制度重叠,包括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国诸公共卫生制度、以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公共卫生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涉卫新型国际制度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打造的美式国际公共卫生制度。制度重叠是国际公共卫生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约束与限制世卫组织治理有效性的发挥。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治化倾向和世卫组织的治理限度决定了协同治理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机制复杂性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机制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研究的新兴领域.机制扩散产生了无等级秩序下的嵌套的、部分重叠的以及平行的机制,原有的国际合作路径受到挑战.现有研究关注机制复杂性的形成原因,较少关注机制复杂性的结果,而其中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是机制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本质上,国际机制的扩散将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结构还原为基于权力的结构框架之中.为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机制复杂性谋求自身利益,首先需要加强强制司法审判等机制建设,提高发达国家违约的成本;其次,在国际法实践中避免“碎片化”趋势,重视并强化国际法的作用;最后,提高机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利用机制扩散所产生的机会,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并已将其提升到战略层面,对此必须引起警示.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研究现状、路径方法与理论批评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基石。过去近四十年来,在制度有效性研究方面,相关的理论建构及研究方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制度有效性的因果关系、制度内生性、路径方法、遵约研究以及个案局限性方面的问题,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制度有效性揭示了理论命题的时代意义,这项研究任重而道远。     

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与未来发展

当前,东亚及亚太区域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地区性治理机制,如何衡量与评估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和规划未来的区域治理机制,成为有待探讨的重要领域。地区治理机制有效性评估是指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程序、标准和措施来比较可观察到或可预测到的绩效。文章以目标获得、行为改变、问题解决和集体最优这四个角度作为一级评估指标,在此基础上,将问题程度、权力分配、机制能力、行为趋势、条款运用以及机制动力作为二级评估指标,发展一个相对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试图分析给定问题领域的区域机制是否有效,即对东亚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这一命题进行变量分析。研究显示,在目前东亚地区治理机制中,东盟、"10+3"与RCEP的有效性最高,而EAS、ARF与APEC的有效性最低,其他机制(TPP、GMS以及中日韩合作)的有效性程度总体居中。就未来发展而言,东亚地区各种不同的机制很难构建成一个全面统一的治理机制,各种机制竞相发展、相互竞争将是未来东亚机制的常态。其中,尤其以TPP、RCEP以及中日韩合作三个治理架构的演进最具关键意义。为此,需要积极研判中国的战略方针与政策选择,客观审视东亚治理机制各自不同的发展情况,及早进行谋划。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遵约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情投意合还是一厢情愿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开始走上了相互借鉴、学习的道路。国际关系学者和法学研究者在遵约研究方面具有共同的议程,遵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面。遵约被国际关系学界用来衡量制度的因果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遵约与国际制度有效性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遵约是对制度因果关系的误读。此外,认识论、方法论上及分析层次、内生性问题上也对遵约研究提出了挑战。遵约研究对制度有效性的启示在于:应该慎重选择衡量结果的指标,从而准确评估制度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因果影响。     

中美科技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两国合作共赢的体现,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重点开拓的领域。当前,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政府间合作、企业间合作以及学术研究交流合作三个方面,体现了官方、半官方及民间多渠道发展的特征。不过,中美科技合作也面临不少问题,包括美国方面的签证与护照监管、技术出口控制、军售禁令、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贸易壁垒、技术遏制性并购等。为了推动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发展,应从战略层面重视中美科技交流的重要性,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并提高合作成效。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发展、挑战与对策

人文外交是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旨在推动中国人民与中东欧国家人民的心灵沟通与良性互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启动较早,通过文化交流、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人文外交正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方向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挑战。中东欧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和疑虑、中东欧各国国情的差异、信息媒介传播变革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是当前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需要把人文外交作为中国构建、强化自身特色鲜明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选择,提升人文交流的水平。今后,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将在中国对欧外交总体布局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机制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国家与市场, 权力与财富为核心来观察世界事务与国际关系的 理论, 它包括三大主流理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 族主义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畴。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围绕国家与市场、权 力与货币的争论来分析, 利用国际机制论整合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可取的, 并且国际机制论采取的研究视角和主题, 构建着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桥梁, 有着较广 阔的发展前景。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