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试论1954年中印总理、中缅总理的互访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极力拉拢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中国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1954年中印、中缅两国总理互访就是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举措。在互访过程中，中印、中缅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领导人着力消除了印度、缅甸在华人华侨、边界问题、亚洲国家共产党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疑虑和担心，从而促进了中印、中缅两国关系，巩固了亚洲国家的中立倾向，为亚非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2009年以来，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功建成，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中国与东盟仍然经历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通过对中国东盟长达20年的信任关系建构历程进行回顾，文章试图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东盟信任关系的建构这一理论问题。在对现有理论要素进行折中主义整合并且补充之后，文章从权力格局失衡以及东盟国家心理调适需要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与东盟20年来信任关系建构的互动进程，并对当前中国外交应对周边小国信任危机提出政策建议。  

伊斯兰祈祷团再起波澜的原因探析

曾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东南亚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AJAI）再度掀起波澜，从2005年至今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案件。为何一个重要首领被逮捕、受到重大打击的恐怖主义组织，在短期内又能死灰复燃？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其动态的网络系统、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丰富的资金来源与广阔的联系渠道。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提出应对这一恐怖组织的政策性建议。  

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一体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战略能力探讨

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基础，在国家安全战略实践中，能力是重中之重，但国家安全理论对能力问题的探讨却有所不足。国家安全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理论中的新概念，与国家安全能力、国家战略能力等传统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是指推动和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能力。随着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拓展，国家安全战略能力也需要放在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背景下深化分析。一体化概念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时，主要指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各安全领域之间的关系、体系与能力的关系。国家行为主体建设和运用国家安全战略能力时，需要统筹这三对关系进行思考。一体化背景下，在国家安全战略能力要素方面，需要注意到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谋划水平的拓展与延伸；在国家安全战略能力的结构方面，需要注意国家安全战略能力建设和运用各环节、各安全领域战略能力、国内外安全战略能力的变化。文章结合中国所处的当前战略环境，认为一体化背景下提升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能力的主要途径包括强化战略领导能力、聚合国际国内资源、优化能力转化机制、军民融合发展和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安全风险

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信息是探查有关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2017~2018年，中国驻外使馆发布了一千多条安全提醒信息，其中所包含的安全风险可分为九大类，相关提醒信息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社会治安类风险，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违法违规及行为不当导致的安全风险以及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政局动荡类风险。全球电信诈骗犯罪猖獗、恐怖袭击风险不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是影响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客观因素；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行为不当和违法违规等不仅给当事人和涉事企业带来安全威胁，还直接影响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公民整体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应加强海外安全风险预防宣传，明确相关海外安全提醒信息的法律效力，让罔顾者承担相应责任；建立更多类似于“不文明旅游行为黑名单”的警示惩戒机制；根据风险分布的地域特点强化针对性；对于那些根源在国内的安全风险，在预防和处置上，可“内外并举”，在国内展开专项打击行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外执法合作。  

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

粮食安全与否,对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安全都意义重大。它所产生的威胁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和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各成员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促进金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构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基本确立了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农业科技信息平台,金砖农业实力不断壮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实现有限合作,具有了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其仍然面临着合作动力减弱、合作机制不完善和合作领域亟待深化的挑战。只有金砖国家真正树立并践行新安全观,才能聚合各方诉求,加强合作动力,深化气候、科技创新、农业贸易投资便利化、信息交流与共享等领域的合作,完善政府、科研、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

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