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确保了国内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外交原则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做出了新的判断和阐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国身份更加明确,大国外交内涵更加丰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必将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大国特色更加显著,大国风格更加明确。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大变局下办好自己事情的战略定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处于发展方向的探索期,这或许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以自力更生的方向盘来掌握对外开放的方向,才能在国际大变局之中掌握主动。中国最有力的应对之策就是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困局与前景

本文从内外两个维度梳理阿富汗四十年政治和解努力及其基本特点,分析当前和解的困局以及在中长期阻碍和解进程的结构性障碍,并进一步探究和解的前提条件。迄今阿富汗的对外和解取得了成功,国内和解却一再失败。对外和解成功的关键在于交战大国改变了战争意志,其变化的具体过程各异,最后都以撤军结束战争。对内和解屡屡失败的核心症结是交战各方的权力斗争。当前和解进程的首要障碍是塔利班坚持边打边谈,谋求利益最大化。2020年塔利班与加尼政府关于"程序原则"的争执,矛头已直接指向国体和政体。谈判各方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各方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外国力量干预、政治生态"利战"而不"利和",则是影响阿富汗和解进程主要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当前的政治和解进程既是宝贵的机遇,也是脆弱和可逆的。阿富汗的和平建设离不开四个前提条件:交战各方真诚的和平意愿与妥协精神、包容性和解、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阿富汗要摆脱战争、实现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回顾与评论

本文梳理了国内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学术历史,对各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作了一个简略的回顾和总结,特别针对当前国内卢森堡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回顾传统、关切当下之后,对未来卢森堡研究的努力方向提出了一些概要式的建议。     

马六甲海峡过境通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及其启示

围绕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制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沿岸国同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使用国在二战后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博弈,最终创造性地达成妥协,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之时确立过境通行制度.本文尝试基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各方的博弈过程,将过境通行制度视为对各方共同认可的权利分配方式的制度化表达,并认为诉求重组是其关键成因之一.一方面,三个沿岸国于谈判前期解决了彼此的领海争议,逐渐形成统一的诉求并不断重申;另一方面,使用国围绕共同目标分别提案,并彼此应援,试探沿岸国的让步空间.最终沿岸国缩小了领海主张,确保使用国船舶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海峡;使用国则减少了对沿岸国的干预,使其得以独立行使主权和管辖权,从而达成多方共赢.本文通过个案研究,探析大国与小国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博弈并达成共赢的内在机制,对南海通行规则相关问题的化解应有所启发.     

作为工人运动副翼的工会——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会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构成了工人运动的两翼。它们在帮助工人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维护工人自身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二者地位并不对等。工会作为工人运动的副翼,应当附着在其主翼工人阶级政党之上。工会在改善工人阶级现实经济条件、教育工人阶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却不能完成工人阶级的最终解放,使其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地位。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只能通过工会运动与政党活动的结合,将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从波兰问题反思卡尔·施米特的欧洲国际秩序论述

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怀念19世纪"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并将一战之后的国际法演变视为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欧洲公法"的核心是非歧视性的、以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为宗旨的战争法。波兰的近代命运可以为反思这一论述提供一个切入点。在施米特篇幅极短的波兰论述中,波兰是不规则和异质的存在,它在欧洲建设领土型国家中被牺牲,从而为"欧洲公法"在欧洲内部的全覆盖准备了条件。施米特的论述忽略了波兰在18世纪的国家建设努力,但洞见了从18世纪末期到一战的欧洲国际体系与波兰的民族独立之间的紧张乃至对立关系。"欧洲公法"时代的终结带来了波兰的复国,施米特将德国视为巴黎和会上的被压迫者,并以19世纪为参照,将战后的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紊乱和无效的体系,进而着手建构一个以"大空间"为基础的新国际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同样缺乏波兰的自主空间。波兰是一块试金石,映照出施米特公法理论极其冷峻的一面,对于中国学人反思近代国际秩序与中国的位置,可能具有参照意义。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