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了吗？——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

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突出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合型特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被忽视。  

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中美博弈对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

2014年中美博弈有所缓和,但未根本好转。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曾出现过几次安全危机,如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但中国都成功地"扛过去"了。然而,始于2010年前后的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却不同于以往,它源于中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安全实力接近和东亚安全结构的客观变化,因此呈现"长周期"、"低烈度"的特点。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它还会继续发酵,甚至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但受中美双方国内外  

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以国家身份为视角

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认同,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墨西哥迅速拉近距离,实现了建交和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认同使中墨关系超越了相互间在历史、文化背景、基本国情、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在此过程中,国际格局的阶段性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是加深彼此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的新概念

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是涉及到国家层面战略设计和资源效率的重大问题。在现实主 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下，公共外交从提出至今多被当作国家追求权力和安全过程中一种直接 或间接的工具。后兴起的建构主义视角给公共外交以全新的概念。新公共外交将国家身份作为界 定国家利益的前提，强调国际社会中的观念互动和共识达成。借鉴多轨外交理论体系，新公共外交 形成了多元行为主体间独特的精神统摄和联动关系。在“实现世界和谐”的核心主张下，新公共外 交超越意识形态冲突而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国家身份变迁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冷战结束后, 中俄关系迅速发展, 从1992年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到1994年确 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直至1996年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四年内两国 关系上了三个台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 本着相互信任的精 神来解决一切问题, 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 献  

中日关系范式的建构主义分析--一项关于日本身份政治的议程研究

令战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由于中日两国经历着政治、社会、经济和实施战略的演变,双边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日本身份政治的研究有助于观察日本国家身份和身份定位的变化.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为探寻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模式,以适应70年代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