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理解东盟安全机制

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间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历史经验与现实动向

奥巴马作为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上任后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大力推进网络安全建设,从加强政府协调能力、完善网络空间各项制度、增强网络空间行动能力等方面入手,全力打造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体系.2016年11月9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处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可以预计,特朗普的治网理念一定会既汲取奥巴马网络安全政策的某些经验,又有调整与变化,这将给美国乃至世界的网络安全治理及美中涉网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

近几年来,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进入活跃期,突出表现为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加强.从总体上看,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首要安全问题,但却正在成为重大威胁之一.它的产生、发展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涉及地区内外的历史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经济等方面.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源自瓦哈比极端思想,是国别、地区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中亚国家经过多年治理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处于总体可控之中,目前亟待深层管理,尤其需要加强社会治理与宗教教育.  

私人安全公司与东南亚海上安保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对现有国家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形成挑战,于是,大批的私人安全公司开始出现。近年来,安全问题私有化也发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私人安全公司涉足东南亚地区,积极提供海上安全服务。一方面,私人安全公司在应对东南亚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雇佣私人安全公司不仅会削弱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甚至可能会升级、恶化地区冲突。鉴于私人安全公司在东南亚海上安保中的双重作用,东南亚国家也相应地加强了对海上私人安全公司的管控,以趋利避害。  

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探析

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渐形成。目前，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主体实现多元化，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治理机制框架基本完善，治理成就显著。但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仍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各国对中国存有戒心，政治经济差异和安全治理协调机制不健全等。未来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加强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合作与完善沟通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进与前景

今年是香格里拉对话成立10周年，也是其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10年来，香格里拉对话规模逐渐增大，层次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东亚地区政治与安全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国防官员、军事人员、政策分析家以及媒体人士交流信息、沟通立场的轨道和场所。今年的吞格里拉对话体现了议题选择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香格里拉对话为代表的东亚安全外交正在机制化，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与规范，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东亚安全治理，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冷战时期,美苏的空间技术作为核威慑战略的附属物,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双方均害怕对方在某些技术优势方面取得突破,也不希望空间技术在更大的国家范围扩散。由此,在安全互动实践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以初步发展。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由于美国的反对,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完善踟蹰不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出,外层空间安全互动过程同样是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支配和制约的。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不仅预示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启迪着现实努力的理论逻辑。针对冷战后外层空间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应大力增强自身空间实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同时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还要通过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的建构,积极探索外层空间共存共生、合作共赢的开发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外层空间的战略安全与外层空间包容、普惠、和谐的发展。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