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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相似文献
2.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空前丰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家安全风险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安全是与风险相对、相关的概念.在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风险是低度复杂与不确定的;在后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风险是高度复杂与不确定的.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国家安全面临着系统性风险的挑战,难以用工业社会的还原思维和控制手段加以解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是系统性或曰整体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采取治理模式是应对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  相似文献
3.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守望相助"安全理念,在此后的八年里,该理念的内涵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内容涉及周边安全、金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国家间关系、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等诸多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更是反复倡导"守望相助"安全理念。作为安全概念,"守望相助"包含"好邻居、好兄弟、好伙伴"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从周边安全、共同价值观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等不同视角审视安全问题。"守",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防御性原则;"望",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国际性原则;"相助",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共同性原则。实现"守望相助"的路径包括加强政治互信、建设集体安全机制、强调在国际社会中相互支持以及通过合作实现彼此的安全诉求。"守望相助"安全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形象表达,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需求与中国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契合。这一理念表达了中国开放的安全思维,既应用于安全领域,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更广泛的领域,具有示范效应。  相似文献
4.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相似文献
5.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相似文献
6.
近年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成了学界探讨的热点。这既源于相关学者对国家安全理论长期不懈的构建,也源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政策支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充分借鉴新兴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在体系聚合、制度构建以及内涵建设三个方面着力。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体系聚合层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核心理论,也通过“他向培育”对分支学科进行了构建。在制度构建层面,学科制度精神以及制度结构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相关学者也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进行了充分论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既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理论,也要合理构建分支学科;既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制度精神构建,也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核心期刊打造以及争取基金项目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同时,更需要不断加强内涵建设,对学科逻辑起点、学科文化以及国家安全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相似文献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相似文献
8.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10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相似文献
9.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在加快,经济上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政治影响力继续稳步提升,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同时,相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程海空军力量同样今非昔比;随之而来中国的利益也向海外不断扩展,国内资源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在实力与利益扩展的同时,相应的利益维护,特别是基本的安全需求也必然增加。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又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新的《国家安全法》涉及总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太空、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等“战略新疆域”的安全保障需求被纳入进来。其中作为“极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北极地区特别是北极通道的安全对中国总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攸关中国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与生态安全等问题。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北极地区总体安全的维护中去,以多种手段确保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进而维护中国的总体安全,并让北极通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相似文献
10.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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