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亲历埃博拉战“疫”

2014年6月,由原内蒙古边防总队组建的第二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出征。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地处热带丛林,遍地毒蛇虫蚁,携带疟原虫的毒蚊子更是横行肆虐。更可怕的是,防暴队进驻任务区时,正值利比里亚大规模暴发埃博拉疫情。疫情肆虐,要与病毒死战埃博拉病毒是世界上已知对人类最致命的疾病之一,致死率高达90%。它可以通过接触.     

“联合国官员”持枪证竟由“李鸿章”签发

“你们没有资格检查我们,我要给一号首长打电话。”“首长,我们在临沂罗庄被民警查了,你让公安部过来扒了他的皮!”“上面马上派人来,你们现在认错还来得及。”这是2019年12月9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盛庄派出所民警对辖区某宾馆例行检查时发生的一幕。     

中国共产党勇担世界责任的实践探索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2018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的最大政党,走进新时代、面对新挑战,我们就是要有大的样子、腾飞的自信,就是要有天下情怀和世界眼光。     

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墨尔本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和澳洲文化、工业中心,也是南半球最负胜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城市绿地率高达40％,曾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墨尔本有“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是国际闻名的时尚之都,其服饰、艺术、音乐、电视制作、电影、舞蹈等潮流文化均享誉全球.     

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正>6月13日,1.6万人在日本东京举行集会,抗议安倍政府无视日本宪法、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战争法案的行为,号召全体国民共同反对安倍政权。图为在日本东京,民众手持标语参加反对安倍政权游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在战争结束前夕先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几个国际文书基础上建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最高国际准则的战后国际秩序。虽然这个《宪章》的制订更多地反应了西方的价值观,但总体上汲取了国联失败和二次大战的教训,基本上体现了国际社会和人民渴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的愿望与要求。直到今天看来,它的宗     

世界减灾大会绘制减灾新蓝图 七大减灾目标 四大优先行动

<正>3月18日深夜,日本宫城县仙台市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会场响起了整齐的掌声,会场里参会代表们虽已十分疲惫,但眼神里却充满喜悦。响彻会场的掌声,宣告了此届大会成果文件得到审议通过,也标志着大会的胜利闭幕。此届大会必将在世界减灾进程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马六甲海峡过境通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及其启示

围绕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制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沿岸国同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使用国在二战后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博弈,最终创造性地达成妥协,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之时确立过境通行制度.本文尝试基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各方的博弈过程,将过境通行制度视为对各方共同认可的权利分配方式的制度化表达,并认为诉求重组是其关键成因之一.一方面,三个沿岸国于谈判前期解决了彼此的领海争议,逐渐形成统一的诉求并不断重申;另一方面,使用国围绕共同目标分别提案,并彼此应援,试探沿岸国的让步空间.最终沿岸国缩小了领海主张,确保使用国船舶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海峡;使用国则减少了对沿岸国的干预,使其得以独立行使主权和管辖权,从而达成多方共赢.本文通过个案研究,探析大国与小国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博弈并达成共赢的内在机制,对南海通行规则相关问题的化解应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