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金融合作的战略研究

中韩的金融合作是伴随着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进行的。双方的金融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切实可行性,发展与深化金融合作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双方应当从实际出发,以解决主要问题为主线,有步骤地、协调地开始和扩大不同领域的金融合作,以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双赢局面。  

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中国的对策

东亚地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雁阵式”产业间分工模式,因失去其所依赖的劳动力禀赋的竞争比较优势,已不能符合东亚的现实发展状况。伴随东亚后发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为产业内分工发展注入了动力源泉,推动了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梯度由单一模式向复杂化、网络化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条件。在东亚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应适时采取对策,以获取分工新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欧盟的实践使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而作为已经加入WTO同时又是东亚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并针对这一趋势做出适当的对策选择。  

东亚地中海自由贸易圈形成的可能性

日本海、东海、黄海统称为东亚地中海 ,由于环保、交通等原因 ,“东亚地中海经济圈”的现实性日益加强。根据中、日、韩现有的贸易关系 ,在三国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互利的 ,应首选部分地区搞自由贸易圈 ,并在此基础上将俄、朝、蒙等国扩充进来 ,最终建立起“东亚地中海自由贸易圈”。  

中朝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对外开展经贸合作的方针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应当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朝鲜企业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在世界金融危机到来期间,中国国内民营经济也受到一定冲击,中国一些以出口加工为主业的民营企业纷纷歇业、转产,民间出现大量游资.很多民营企业家将目光瞄向了朝鲜——这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利用2009年"中朝友好年"的良机,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合作,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东北亚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  

“雁行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依次相继起飞,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东亚分工模式———“雁行模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资本、技术主要提供者的日本能否继续发挥领头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

对东亚政策的调整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调整的内容包括,巩固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重视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调整与中国政策的关系,无疑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奥巴马政府对东亚政策的调整给中国外交政策带来了挑战,但如果处理得当,机遇明显大于挑战: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规则的制定;为中美合作创造拓展更多的领域、提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协调发展。  

试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从历史启迪与未来追求的视角

创建共同合作、协同发展的“东亚共同体”,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历史事实证明:东亚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体化”的区域;它既有成功的、进步的古代“东亚文化圈”,也有反动的、失败的近代“大东亚共荣圈”,还有设想中的“东亚共同体”。然而,现实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东亚共同体”能否迅速建立的前提条件。为促进未来“东亚共同体”区域内的沟通和交流,需要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建共通文字,这不是复旧,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当人们思考构建“东亚共同体”时,在普遍关注经济协作的情况下,尤应重视思想文化观念的问题,因为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问题,不能光靠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而确实需要从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欧洲及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健全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稳定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及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各具特色。  

朝贡贸易制度论

朝贡贸易是存在于古代中国——东亚和东南亚的一种地区合作制度,贸易成为相互联系的手段,目的是维系地区关系的和谐与秩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外化,是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体现。它在有效运作的同时,也存在着因为制度缺陷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本文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角度,客观评价了朝贡贸易制度的积极作用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