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金融支持与保障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坚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原则中,货币流通是基础和先导。开展金融合作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基础,而且也是顺应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化的内在要求。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阐述金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支持作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金融支持面临的各种挑战,建议从开发性金融为先导引领区域金融支持;拓展人民币结算和扩大互换规模,推进区域性金融支持;推进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支持模式;建立丝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国际金融治理以及金融监管协调合作。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住房财富效应？——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高房价均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对于房价调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升高显著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且幼年抚养比升高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更大；进一步，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对拥有大产权房产家庭和低房价收入比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拥有小产权房产家庭和高房价收入比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幼年抚养比对家庭住房财富效应的正向影响在高房价地区更为显著，老年抚养比对其的正向影响则在低房价区域更显著。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冲突分析及解决:基于协商式角色模拟的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相关支持政策,然而加装电梯之路并不平坦。对于这一典型的公共冲突,协商式角色模拟方法为分析和协调不同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寻求冲突解决之道提供了新的思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的冲突化解,不仅要探索具体的解决策略,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相关政策:适当放宽业主同意原则;确定相关技术规程及利益补偿依据;地方政府加快制定加装电梯行动指南。     

新中国治安治理结构演进路径解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安治理结构经历了"磁斥结构-磁吸结构-耦合结构"的演进路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治理结构呈现出其所特有的治理逻辑和基本特征。从认同性、社会自主性、公共性、参与性四个方面对三种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来看,未来治安治理结构的发展规律,将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的耦合治理结构相吻合。     

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及其规避

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即资本流向全球、在全世界扩张蔓延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造成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不断加剧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甚至陷入资本权力构筑的生态陷阱。面对全球化浪潮与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拒斥资本，但也不能对其听之任之，应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设立生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在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空间时有体现,成为不和谐因素,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定团结,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治理历史虚无主义,在政界、学界和新闻工作中始终强调历史清醒和"政治正确",树立底线意识;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历史观塑造;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维护历史共识和民族英雄声誉;着力治理网络舆论,源头防范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举措,存在典型的"单向度思维"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采取的一些做法对当前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From centralisation to fragmentation and back again: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Brazil’s transformed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Brazil’s foreign policy-making, traditionally a highly centralised and hierarchical process, has become more fragmented, plural and horizontal. In this context,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levant.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actors have been however a matter of debate. While there are authors that consider that non-state actors play only a secondary role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re are others that assert that these actors work alongside governmental actors and directly influence policy choices.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network governance, the paper proposes a different view from the two recurrent approaches in the literature mentioned above. It argues that the recent steps to transform Brazil’s state governance from hierarchy to horizontal networks have indeed expanded the room for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policy process. However, state authorities fought to adjust this tendency, in order to retain control ove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putting in place formal and informal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l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Presidency. This suggests Brazil’s foreign policy was made in the shadow of hierarch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argument using the case of Brazil’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基层法院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及耦合

司法责任制改革取消了庭长审批权,实现了权力下沉至一线法官的目的,但同时庭长却面临着不愿管、不善管的困境。其直接原因在于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即权力小、责任大。具体表现为多重角色赋予其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基于法院目标管理带来的行政责任以及法官身份回归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并未赋予相应的权力。造成权责匹配冲突的根源在于在去行政化过程中对权力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导致法院外部压力型任务注入与内部平权式治理之间的矛盾;法院功能的超载化,扩充了法院管理的范围。权责冲突带来了负面效应,包括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不善管;逆向激励,痕迹化监督与策略性监督,不愿管。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从制度保障、动力机制、信息基础、关键因素四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