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行政处罚法》

在行政法“控权论”观念的影响下，《行政处罚法》初步确立了行政处罚总则的地位，但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却遭受到来自部门行政立法、地方立法和社团内部规则等三个方面的挑战。行政处罚总则地位的受挫，既有行政处罚立法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还与现有规范冲突解决机制的乏力有关。在《行政处罚法》面临大修之际，应当坚守《行政处罚法》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立法初心，通过设置优先适用的宣示条款、重新划分行政处罚的基本类型和有效填补行政处罚基本原则等三种路径，进一步夯实《行政处罚法》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地位。在行政法总则制定呼声渐起的当下，重申行政处罚总则的地位，对于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学理论的体系化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法治政府建设的三重根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精神解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确定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法治政府建设属全党全社会重任、需坚持开放式结构、具有可测评性是其重要的思想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观念保障;行政疆域的廓清、合法最佳的统合、内外结合的监控是其重要的制度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结构保障;党政主要负责人同责、年度报告发布、示范创建活动是其重要的组织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行动保障.只有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法治政府梦才能得以实现.     

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行政法规制

在我国,私人可以被授权者、被委托者、行政助手以及私法主体的身份参与执行警察任务,国家需要针对这四种不同身份完善行政组织法制。在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确保实现国家担保责任,对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私人进行准入监督和行为监督,行政行为法制需要围绕契约监督和绩效监督模式加以展开。就司法救济而言,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呈现多重法律关系形态,行政诉讼应当在相关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发挥作用。行政法制保障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我国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改革的顺利推进。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简易程序制度研究

行政纠纷的多元化解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以及行政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促使行政诉讼中的简易程序制度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虽不乏制度创新的勇气,但也存在规定过于原则、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应当从适用范围、审判组织及审理规则等三个方面进行努力,进而真正实现行政案件的繁简分流.具体来说,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可以适用于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社会影响较小、争议不大的一审行政案件；在原则上应当采用独任制,例外情况下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在审理规则上,实现起诉方式的多元化,简化庭审前准备阶段,简化庭审程序,规定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转换问题等.     

我国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法制的现状与课题

我国严峻的治安形势与有限的警察力量之间的强烈反差，倒逼出私人力量对警察任务的参与。无论是充满争议的治安承包、辅助警察、拍违有奖和警方线人改革尝试，还是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合作戒毒和社区矫正，都真实地反映了转型中国警察任务民营化跌宕起伏的图景。从警察任务民营化改革的时机选择、法制依赖和监督加强上看，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在我国行政法上依旧是一个未竞的前沿课题。     

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之反思

近年来,案例研究方法在国内行政法学研究中迅速兴起。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开始以"案例"为观察视角,通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权威媒体登载的典型行政案例的裁判过程,拉近了行政法学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促成了"纸面上的行政法"向"行动中的行政法"的演进。另一方面,主流法学刊物、知名出版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对行政法案例研究秉持了一种积极的回应立场,行政法案例研究的系列成果得以公开问世,判例研读沙龙的连续开读也意味着行政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有效沟通,一个行政法案例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呼之     

信访潮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当代中国信访潮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诱发城乡二元结构断裂、利益主体诉求多元以及社会矛盾激增的必然结果。信访量的急剧增加既无端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社会治理模式与法治渐行渐远。信访“废除论”、“强化论”及“还原论”虽不乏合理因子，但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下中国官民矛盾的乱局;信访“改造论”既坚守法治理想也顾全中国现实，是相对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信访底线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行政复议纠纷解决主果道地位修复、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次果道地位巩固、行政调解纠纷解决分流功能激活的过程。信访潮的妥善消解，最终取决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之争,《行政强制法》作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创新执行手段随之成为破解行政强制执行难的务实路径。作为一种间接强制手段,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在我国价格监管、环境监管及计划生育等多个具体行政领域得到适用。行政任务多样性与执行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理念的落实,以及信息社会确保行政法义务履行的实效性,为违法事实公布成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新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及程序设置三个方面实现对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研究

通过放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准入,政府积极引导非公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建设领域。而作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首要监管环节,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市场准入制度立法和实践都存在诸多问题,反而增加了特许运营的风险。为了落实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制目标,未来立法应当厘清市场准入的立法权限配置,明确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的运作程序。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绩效评估法律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中度的政府管制手段，绩效评估已经在我国当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后续监管中得到了局部运用，并为我国中央和地方特许经营立法初步认可。法律文本可操作性的匮乏、公众参与机制的不足和评估结果处理的偏颇，使得绩效评估的功效尚未彰显。为了实现绩效评估制度的有效实施．应当从厘定评估目标、明晰评估指标体系的形成机制、健全多元评估主体的参与机制、确立评估结果的回应机制、设定评估制度的运作程序及配备评估结果的异议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努力，并避免评估走过场和评估过度化两种不良倾向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