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及其对行政法体系的整合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体系尽管已有各个板块的具体构型,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错位,如理念法源低于规范法源、基本原则表述的具体化、地方立法个别环节周延于中央立法的错位、各部类典则分布不均等.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通过行政法典总则整合行政法体系,可以采取定性行政法体系、勾画行政法轮廓、厘清行政法边界、确定行政法体系的内部结构、处置行政法体系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进路.行政法典在对行政法体系进行整合以后,将形成以行政法治理念编、行政法原则编、行政组织法编、公物和公用事业编、行政程序法典编、行政救济法编、行政监督法编为内容的体系构型.     

行政恶法研究

行政恶法对行政法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对抗法治大系统、违反宪法精神、侵害公众利益。然而,只要行政法的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只要行政法的适用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中,行政恶法就不可避免。为此,就存在一个对行政恶法怎么处置的问题。在我国实在法中应当确立行政恶法的概念,并附有立法机关尤其是最高立法机关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的权力;行政系统应当建立自我纠错机制,自行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这样的处置机制必须与相应的行政问责结合起来;社会公众可以对为恶的行政法规范提起诉讼。     

行政程序滥用研究

行政法治中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的弊害中,行政程序滥用的弊害最大,但目前尚未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其与一般的行政程序违法是行政法中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割裂实体与程序关系、惟程序主义、程序套用和秩序克扣等。它给予了程序以形式上的价值,而背反了行政程序的本质进而也制约了行政法价值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确立行政法的独立定在,使行政程序价值明确化;通过树立行政法治的正当理念,使行政程序规则与行政实体规则有机化;通过理顺行政法的规范体系,使行政程序典则化;通过尝试行政执法的司法运作,使行政程序第三者介入化。通过以上措施防止行政程序滥用。     

1999年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综述

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安举行，来自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60余位行政法专家。学者集中研讨了我国行政强制立法与行政程序立法问题。我们择本次研讨会精要作一述评与大家共享。一、关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性质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性质的合理定位，是对违法行政强制执行行为选择救济途径以及划分行政主体与法院之间的执行权的理论前提。然而在对其性质的理解上，学者们的意见纷呈。马怀德在《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一文（以下简称马文）中认为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     

论依法行政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然而依法行政究竟包括什么内容，理论界鲜有系统研究，行政执法部门亦并非熟识，因此，探讨依法行政的内涵实为必要，笔者认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如下。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研究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使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在进入庭审之前就已经被化解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尽管该制度某种意义上有规避法律之嫌,也曾引起学界诸多质疑,但从行政诉讼将纠纷解决作为最高价值、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从行政诉讼成本控制、从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角度分析,仍然有其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为了规范该制度的运行,必须在时间节点、提起人、决定权、主持人和裁判方式等环节予以特殊框定。     

公民法律素质的测评指标研究

<正>公民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才有长期的、具有战略性的普法计划,〔1〕而且已经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数十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然而,我们在对公民普法的同时,相关的成果验收却没有完全与普法工作同步进行。当然,我们在以前的普法中都采取了一些验收措施,但这些验收措施基本上都是对有关普法主体工作的验收,而不是对公民整体法律素质是否提高的验收。显然,这样的验收进路非常不利于从根本上把握普法的实际效果。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国     

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若干转变

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国的行政立法体制、行政执法环境等内外在条件相对确定的情况下，行政法学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等必然会对行政法治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而不当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模式选择等必然会阻碍或延缓行政法治的进程。进入２１世纪后，行政法学在研究的对象方面、研究的视野方面、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研究的价值定位方面、研究的模式选择方面必须发生转变。     

“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