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ACADEMIC DEBATES AND LEGAL PRACTICES ON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CHINA： 2000--2013

A special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namely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view Model （the NPC Review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 1982 Constitution. However, this system was criticized for its inactivity and has never been actually activated. After 2000, there are lots of efforts try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China, the results of the Qi Yuling case （2001） and the Luoyang seed case （2003） demonstrated that the U.S.-style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s not and will not be accept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while the results of the Sun Zhigang case （2003） and the Tang Fuzhen case （2009） proved that the existing NPC Review model cannot work very well if political leaders refuse to reform it. However, the experiences of the New Model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which was developed from Canad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fter 1980s, showed that a third wa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n a liberal democracy and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islature and court in a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 believe the third way provides a good case for China to reform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al review system without abandon its cherished tradition of the system of people ＇s congress.     

荷兰的分区规划、土地征收与房地产管理

分区规划是荷兰空间规划中最为重要的规划之一,也是政府行使土地征收权和房屋管理权的基础。在分区规划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规划的专业性、有效的公共参与和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但确保了民众利益不受行政权肆意侵犯,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以分区规划为基础的土地管理模式,对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变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司法审查的第三条道路——弱司法审查的兴起、发展及其中国意义

如何处理议会与法院关系，进而很好地保护人权，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且棘手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只能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至上和美国式司法审查模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1980年代之后，一种允许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积极保护人权，但同时又尊重民主所要求的人民自我统治的新的司法审查模式，即弱司法审查模式正在兴起。梳理此一模式的制度发展脉络和相关学术争论，客观评价此种司法审查模式对“议会／法院”关系的处理以及人权的保护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反思此种模式对于中国可能的意义，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     

分税制、地方公债与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化改革——基于立宪主义的视角

关于是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近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如果认真分析建立在1994年分税制基础之上的央地财政分权所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破解地方债务黑洞的最为根本且亟须的策略并非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是要依据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在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允许地方发行公债，不但不利于地方债务的化解，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

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所有”一词,不仅是经济学上的一种所有制,也是法学上的一种所有权.在法律地位、权能构造和权利外观上,国家所有权在宪法上和民法上并不存在差异.但在功能上,基于宪法第9条第1款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规定,国家所有权确实有特殊性,它不能为国家或政府的“私利”存在,而必须“为公民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物质和组织保障”.宪法第9条第1款和第10条第1、2款,赋予国家获得特定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资格.具体的自然资源是否属于国家所有,依赖于法律对宪法上述条款的具体化和立法形成,在法律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之前,特定自然资源属于没有进入物权法/财产法秩序的社会共有物,不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对于这种共有物,国家可以基于主权以及由主权衍生的行政管理权来设定开发和使用规则,但不能作为所有权人获得相关财产性收益.     

本质主义法学、法律监督理论与检察权本质

对于检察权性质的讨论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众说纷纭的背后,本质主义思维和法律监督理论一直在暗中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讨论路径。从对本质主义思维和法律监督理论批判入手,突破现有的思维框架,才能真正认识到检察权的本质,即其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的特殊权力形态。     

中国的土地管理出了什么问题

1998年之后,中国大陆建立了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并希望籍此制度实现耕地保护、国有土地资本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平衡。然而,对耕地流失的恐惧和对国有土地资本化的欣喜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制度决策者希望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却将制度的基点建立在指标式的计划管理基础之上,不但无法实现制度设计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让公民与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的人们似乎更多地将土地管理、耕地保护战略的失败和地方土地财政的兴起归因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然而,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本身的缺陷对上述问题的出现和恶化负有同等重要的责任。本文将以"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为基本的讨论框架,从"中央—地方"和"城市化—耕地保护"这两个视角来总结过去30年间中国土地管理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反思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     

论政治宪政主义与弱司法审查的关系

在一些特殊领域,特别是社会经济权利领域,弱司法审查可能会成为违宪审查实践的首选形式。本文讨论弱司法审查与政治宪政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显著联系:弱司法审查允许法院将立法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被忽视的宪法性难题上。如同罗莎琳德·迪克森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宪法难题,有时是因为存在立法惯性或者执政联盟内部妥协的原因,有时则是因为法律在个案适用时出现了立法过程中未曾预想到的难题。依照阿隆·哈雷尔对于违宪审查的讨论,这些难题的存在证明了赋予个人提起违宪审查诉讼的权利是正当的。一旦法院(通过审判)识别出这些难题并通知立法者之后,后者就可以慎重地考虑是否要解决这些难题。政治宪政主义则为立法者如何行动提供可能的指引。本文将讨论政治宪政主义较之司法宪政主义更具吸引力的一些政治性条件。在梳理弱司法审查对于处理与第一代人权相关且更"现代"的问题(比如仇恨言论、性的直率表达)的效果之后,本文将预测这种司法审查模式对于处理第一代人权中的核心权利(比如煽动性言论)的效果。     

财产权、税收和法治的实现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突然大幅提高印花税,导致股市遭受重创,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思索。财政部不恰当地使用税收手段调整股市,凸显了税收法定主义在当下中国阙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毫无疑问,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课税行为不但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而且可能会使实现法治的梦想最终落空。在此意义上,行政法学应当关注因税收而引发的种种法治问题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比例原则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比例原则不仅是行政法的"皇冠原则",而且是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当注意管理手段与管理目的之间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不能欲治反乱,不能为了某一管理目标而付出极端高昂之成本,不能给人民加诸过重之负担。今天的比例原则已经为全球宪政主义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话语",惟有在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中尊重和落实该原则,公民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护,社会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国家才能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