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自由与文明相容人权观

文明相容人权观是一种既能尊重不同国家与地区对人权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根基等文明元素的不同理解,又能够在达成基本共识后形成的人权观。实质自由为这种文明相容人权观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途径,而文明相容人权观则为实质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发展空间。实质自由与文明相容人权观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明交往中应厉行的原则,是立足自身、为世界文明与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作为所秉承的方向。     

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美国法上,法律家长主义是指法律为了当事人自身的利益而限制其自治。在理论上,对法律家长主义争论主要是从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价值论两个维度进行的,对家长主义式的规定有无效率、法律是否应保持价值中立和自治这一价值在法律中的地位进行探讨。在实践中,法律家长主义在美国合同法、行政法和宪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当事人的缔约自由、表达自由、平等权等进行限制,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中的某些行为予以规制。     

论对医疗广告的规制及其界限——由全面取消医疗广告的主张谈起

医疗广告的规制与取消问题成为近年来"两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各方观点可谓聚讼盈庭。实际上,就规范层面而言,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已经有了对虚假广告的禁止性规定。虽然基于公共利益和法律父爱主义式的信息规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医疗广告予以一定程度的规制,但全面禁止则违反比例原则,是对人民"知的权利"与广告主和广告从业人员经济利益的侵犯。而且,简单地以行政立法取代严格的行政执法无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法学研究的新动向

法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是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近些年来,欧美已有诸多研究机构和人员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此项研究.该研究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对法学中一些基础性与应用性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且富有开创性的探索,如公正与司法、脑死亡与安乐死、法律责任、证据与测谎等方面.此项研究既推进了法学知识的更新,又为法律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当然,法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也会凸显诸如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冲突、“真”与“善”的冲突等问题,而这恰恰说明了该领域是一个学术“富矿”,有待于我们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从“限制权力”到“未列举权利”——时代变迁中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

对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的含义有“限制权力派”和“未列举权利派”的争议,双方各自从历史、语境和文本论证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前者更接近制宪者的“原意”,后者则体现了对第九修正案的当前理解。在宪法实践中,二元联邦制终结前,大法官们把《第九修正案》理解为限制联邦权力的解释规则;二元联邦制终结后至今,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而逐渐将其理解为保护个人未列举权利规范依据。这一变化是大法官们立足于现实,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运用司法技术回应时代转型和社会需求的结果。     

党规中的法理思维

中国的法治问题实际上是法理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际上是法理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制度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法理思维是良法善治思维,从法理视角审视、研究党内法规,有助于形塑党内法规的制度理性,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法治道路建设的宏伟目标。党内法规的发展实现了从功能主义向规范主导主义、从形式法治向法理型法治的转变,但法理思维在党内法规中体现仍不充分、不全面。需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规范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效对接。     

《举证责任研究》札记

《举证责任研究》一书从法理的视角对举证责任问题作了系统的剖析和研究,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诉讼模式分类———主客体和主体际模式,并将全新的哲理方法引入了法学之中。该书对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和实践症结作了积极回应,并为举证责任理论研究开启了一片新视野。     

论两种人权偏好之关系及中国人权的积极面向

由于对法律中"人"的定位和"国家"的定位理解不同,理论上形成了两种人权偏好,分别强调人权的消极自由面向与积极自由面向。但这两种偏好在冲突之时也绝非不可协调,这是因为它们都认同对人权的核心价值——人性尊严——的保障,实质自由则为这种协调提供了理论工具。实质自由理论是衔接两种人权偏好的桥梁,它为将来形成一种世界范围内更具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文明相容人权观"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