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破产法实施状态下的职工权益保护

新破产法否定了既往我国破产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将破产国有企业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清偿的政策性做法，而规定劳动债权作为一般债权受偿。此一规定的改变，理顺了一般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的关系，符合一般法治理念，但也给政府的破产企业职工劳动者权益保护政策带来挑战。政府应未雨绸缪，采取多种措施保护企业劳动者权益。     

解构住房反向抵押——一种新型抵押模式的解读与建构

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一些发达国家推行的住房反向抵押,具有明显不同于一般抵押的特点,实属一种新的特殊抵押方式。我国关于住房反向抵押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建构我国住房反向抵押制度具有强大的现实诉求。构建我国住房反向抵押制度应注意多种问题。     

论民事侵权行为的推定及类型化——从抛物行为展开

行为人确定的抛物行为，属一般侵权行为；行为人不确定的抛物行为，责任的确定以行为推定为前提。行为推定以抛物浸权责任为最典型，但不以其为限。行为推定类型化，对于侵权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行为推定类型化。需要解决和回答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多重问题。     

论美国法中市场份额责任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市场份额责任主要适用于涉及众多企业的产品侵权却不能证明究属谁之产品导致损害的情况,是美国法基于受害人利益保护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上作出的特别安排,系一种独特的责任理论,完全立基于美国的独特国情。我国目前没有出现适合运用市场份额责任的具体案件,暂时也不具备通过立法规定市场份额责任的条件,通过对共同危险行为作扩大解释将其包容进共同危险行为体系中不失为稳健的选择。面对经济、社会的急剧变迁,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对我国适用市场份额责任理论加以探讨。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必须置入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中通盘考虑。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险,必须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利益调节为导向,以农民现实思想状况为根据,正视各种潜在风险,强化风险调控机制。     

比较法视野中的销售者责任

与我国主流学者主张销售者承担产品严格责任不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学者认为,承担产品责任对销售者而言是不公平的。美国虽从总体上对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持肯定态度,但现实中施加了许多限制,而由于警示缺陷只须承担过错责任,销售者责任已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严格责任的内涵。我国不加限制地要求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之正当性值得怀疑,需要重新反思。     

论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中的风险控制

利益通常不具有明显外观,利益损害赔偿因此可能产生不确定责任,诱发利益失衡、滥诉和司法专横等风险。适用合同责任和法政策控制风险是两种常见的风险控制手段。我国不存在有意识的控制风险的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容忽视。为此,我国应区分权利和利益,在利益损害中优先适用合同责任进行赔偿,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法政策的运用,控制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产生的各种风险,在各方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论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适用

《侵权法草案》引入惩罚性赔偿条款是立法适应社会发展客观现实的必然结果,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草案将惩罚性赔偿范围限于产品导致的生命、健康损害,是一种稳妥的选择。但是,草案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过于原则,总则性条款缺失,道德风险防范、赔偿金数额确定方面的规则处于空白状态,应予完善。     

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纯粹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于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遭受的精神利益损害。在受害人利益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趋势下,纯粹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成为各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纯粹精神损害存在两种类型: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和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规定人身利益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意义重大,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建立多重限制规则避免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疡。     

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相对性——侵权法上"要件不要"的成因及其对侵权法的影响

与其他责任构成要件比较,侵权责任各构成要素明显具有两个层次的相对性特征。第一层次是特定情况下的可或缺性,第二层次是条件达成判断的高度主观性。相对性的形成是侵权责任理论在日趋落后的侵权法规范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激烈碰撞与摩擦之际不断协调、润滑、修订的结果,是原有概念不断伸张、扩展、变异,并不断嬗变与新形势相契合的产物,与侵权责任性质密切相关。相对性为考察我国侵权责任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基于这一视角的考察,当前困扰学界的一些侵权责任争点问题不难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