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网范围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虽受一定舆论影响，但立法机关对本罪的法网范围及其处罚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理解本罪的适用需要了解其立法背景与相关争议问题。为避免本罪的道德化倾向，在将本罪保护法益界定为特定女性的性自主权的前提下，需要对其法网范围适当限缩。将本罪与强奸罪理解为互斥关系，既非对立思维的产物，也非纯粹的理论游戏，有助于本罪的妥当适用。“特殊职责”要存在于行为之时，且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持续性，其实质是使得低龄未成年女性产生生活和精神上的依赖，从而对其性自主权造成实质性影响。“发生性关系”应为狭义上的性交关系。“情节恶劣”是本罪的法定刑加重情节，对其认定要从多方面考虑，同时这也不意味着本罪的成立完全不需要考虑罪量因素。常年持续的性虐待事案跨越不同年龄段的场合，可能成立强奸罪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数罪。     

比特币洗钱犯罪的刑事治理

比特币洗钱犯罪的治理，首先要明确认识其洗钱风险和洗钱模式。目前非金融机构领域是我国反洗钱监管的短板，反洗钱内控机制的缺失和反洗钱义务的模糊是放大比特币交易平台洗钱风险的主要原因。为预防和惩治比特币洗钱犯罪，须合理把握反洗钱规制与刑事惩罚之间的关系，并从犯罪协作角度理解其中的犯罪产业链现象，同时有必要以《刑法》第312条为洗钱犯罪的普通法条、第191条和第349条为特殊法条的思路，来辨明我国洗钱罪名之间的逻辑关系。     

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

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是基于不同类型案件构建完整证据链条之需要而开发的，由公检法三机关统一适用，且被嵌入到数据化程序系统中的证据标准。其设定目的是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实现一定程度的具体化。数据化是其本质特征，统一化是其派生特征。这一标准的创新实践打通了一定区域内公检法办案流程，代表了证据标准改革的方向，丰富了相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针对司法决策的纠偏机制。然而，当前我国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此类标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不是刑事诉讼各环节真正统一的标准，亦不完全是基于大数据技术产生的标准。我国应当继续证据标准数据化的改进，并推出配套的制度。     

比例与结构:刑事法制的基本要素与模式选择

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刑事法制不断因时因势进行调整、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需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刑事法制的调整和完善，首先要解决基本观念问题，即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理念出发，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文化特质，形成符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的观念体系，使得刑事法制的理念要素定位准确、方向清晰，能够在冲突的价值中形成合理的衡平原则和具体规则，尤其要厘清和界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刑罚目的、社会力量参与形式，以及合理划分治安权和刑事司法权的界限，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制资源的有限性，在制度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中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进而确保犯罪治理目标的实现。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防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防治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规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已经比较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具有堵塞处罚漏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限定处罚范围的积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有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携带者故意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进入医院、养老院等虚弱人群聚集场所,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危险或者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才能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否则,充其量只能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财产损失要件在诈骗认定中的功能及其判断

中国司法实务对于认定诈骗罪的态度相当克制,理论上则不能仅是为司法实务背书,而应该在重视实务立场的前提下,明确诈骗罪的成立标准。无论是财产概念本身还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限缩诈骗罪的处罚范围效果有限,因此,应突出财产损失这样的客观要件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就损失的判断而言,整体财产损失说的基本框架值得维持,而在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的场合,则应对这一学说予以修正:确定诈骗数额时,如行为人所得与被害人损失不一致时,应以"素材的同一性"为标准;以后以诈骗所得偿还前一诈骗被害人时,应以"主体的同一性"为标准。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对限缩诈骗罪的范围意义重大,而犯罪成本也可能在必要时予以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