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漪、林嘉、黎建飞、娄宇、沈建峰、钱叶芳、王天玉、佟丽华、李广德:关于劳动法法典化的讨论

199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劳动法》。此后,我国又先后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和国际公约等为辅助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劳动形式不断改变,催生出了灵活就业、共享用工、居家办公等一系列新的工作模式,同时也使得传统劳动主体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是否需要编纂劳动法典、如何编纂劳动法典,成为当前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为此,本期争鸣栏目邀请叶静漪、黎建飞、娄宇、沈建峰、王天玉等专家发表意见,并选取林嘉、钱叶芳、佟丽华、李广德等专家已发表文章的观点,对劳动法法典化进行讨论。     

情势变更制度的体系性思考

《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制度的规定与第563条第1款第1项、第580条第1款第1、2项及第590条的规定在规范体系上具有一定关联。情势变更制度在构成上的独特性为，虽然合同的均衡性因重大情势变化被根本改变，但合同仍然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均衡性的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履行成本的显著增大或预期履行利益的价值大幅度减少或丧失使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严重失衡。第533条在法律后果上确立了先进行再磋商、磋商不成再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的双层调整机制。它以隐含的方式向当事人强加了一种再磋商义务，该义务的确立及履行皆本于诚信原则，违反该义务时可依据第500条的规定予以救济。     

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改革开放40年在法治领域取得的最重大成就,是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这条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前进方向。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目标,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努力开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     

证券信息公平披露规则的规范分析与检讨

公平披露规则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向所有证券投资者同时披露信息，以确保不同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上的平等性，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诚信。公平披露规则的规制对象应为重大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行为，非重大信息对于投资者判断证券价值和作出投资决策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该类信息的披露并无适用公平披露规则的必要。公平披露规则强调信息披露的同时性，这意味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必须采取公开披露的方式，方能确保披露的信息能够被不同投资者同时获取。《证券法》虽未指明公平披露规则除外适用规定的具体内容，但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可知：基于工作、职务或业务需要而提前获取未公开信息的知情人负有法定的保密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依法公开前向前述知情人披露信息时，可以豁免适用公平披露规则。     

工作时间的法理重述及规范构造

工作时间具有多义性并对应不同的法律效力.在学理上,工作时间认定存在"实际劳动说"与"指挥命令说",我国大陆地区司法事实上采取了"实际劳动说",将不符合劳动给付要求的值班等时间归入工作与休息之间的第三类时间.而"指挥命令说"在劳动形态 日益灵活多元的趋势下也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因此,应引入"劳动解放法理",以"劳动者可依自己之目的充分利用时间"为标准,划定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界,排除第三类时间.判断劳动者是否获得解放之状态,可适用饮酒测试的分析方法,旨在具象化劳动者是否负有保持劳动力之义务.在工作时间定性基础上可进行类型化,根据劳动强度和"业务遂行性"分为正常工作时间与非正常工作时间,前者受劳动基准法上标准工时的强制规范,后者可由劳雇双方协商后报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基准强制与约定审批相结合的路径实现工作时间的规范.     

疫情中的舆情治理要有新思维

在自媒体时代,由于恐慌、无知或者种种原因,总会充斥着不同的声音,有些可能还是妨碍疫情防控的杂音。对此,要客观认识到多元声音是社会活力的体现,杂音会不会搅乱"军心",关键不在杂音有多响亮,而在"军心"是否足够坚强。要坚持疫情防控中的自信、开放与透明,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实现正能量信息的充分供应,让信息跑过病毒,从而增信释疑、凝魂聚气;也要有刀口向内的决心,分清楚舆情针对的是个别贪腐、庸碌的干部,还是整个体制,不能让整个体制为某些有问题的干部"背黑锅"。     

留置措施规范化论要

留置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制度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短期内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为此应当摒弃以往过度依赖立法的思维定式,以法解释学为工具,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以及合宪性解释等方法将留置定位为一种特殊逮捕。同时为了进一步实现留置的法治化,应当打破逮捕既有的理论窠臼,以宪法的视角引入基本权利干预理论,以理念的革新推动留置条件的体系化与阶层化,最终将留置分为普通留置与重罪留置,将留置条件区分为作为基础性要件的证据要件、否定性要件的罪责要件以及核心要件的社会危险性要件。     

公司法现代化:制度改革、体系再造与精神重塑

公司法现代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不能将公司法制度层面的改革等同于公司法现代化,还需要关注公司法在体系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对于我国公司法现代化建构而言,除了需要参照比较法层面公司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来推动制度改革,还需要在体系层面和精神层面对公司法加以再造和重塑,使得公司法的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均能得到完善,并按照宪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的要求实现公司法精神、价值和原则的更新,增强我国公司法的主体性特色,强化我国公司法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