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与制度修辞

文化革命与制度修辞 本文所讲的文化革命,是指中国近代以来长程革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如果把近代中国的革命三分为经济革命(器物革命)、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话,那么,其基本进程也是从经济、制度再到文化.洋务运动就是经济革命的肇始,戊戌变法则是政治(制度)革命(改革)的肇始,而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命的肇始. 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制度修辞,而不用法律修辞,是因为法律仅仅是制度(正式制度或大传统意义上的制度)的前提要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除了法律之外,制度还需要理念、主体、行为、反馈等条件.所以,制度修辞更能够表达修辞对法治建设的意义.那么,文化革命和制度修辞之间是何种关系?     

汉语新媒体语篇的文本间性类型及其修辞分析——以通俗历史作品为例

汉语新媒体的出现为文本间性类型提供了更多鲜活语料,文章以汉语新媒体——网络连载的通俗历史作品语篇为语料,按照源文本进入当前文本是否产生变异为参照,创新性地将互文类型分为零度型互文和偏离型互文。发现互文类型与汉语修辞格呈部分对应关系,其修辞动因是零度型互文可增强信度,偏离型互文为求新求异。     

唐代判词中的法意、逻辑与修辞——以《文苑英华·刑狱门》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律智慧的结晶。一些用骈文写成的判词,修辞考究,形式优美,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一些学者认为其是"堆垛故事之浮词"。经考察发现,一些优秀判词并非如此,华丽外表之下有着丰富义理,这与评判唐代判词的标准有很大关系。一篇优秀判词首先要观点正确,其次要合乎法律,此外还要合乎逻辑、言辞优美。只有这四者比例协调,才能形成好的判词。以"刑狱门"为代表的唐代判词符合上述原则,因此,并非"徒有其表"。唐代判词还非常注重法律论证,论证结构非常复杂,普遍采用中国传统辩证论证方法,即"双证"方法,亦即理证与事证相结合、正面证明与反面证明相结合、演绎论证与模拟论证相结合,一阴一阳,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表明,到唐代,我国古代法律思维已经逐渐发展成熟。     

论毛泽东诗词的数字修辞

古往今来之传世诗词佳作,无不在修辞、情感方面有着鲜明、独到之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之典型代表,毛泽东诗词运用＂万＂、＂一＂等数字,使其文学修辞达到了极高之境界,终成就了毛泽东笔下之诸多传世诗词精品。毛泽东诗词的数字修辞广泛触及了相关的人、事、物,是建立在颂扬真善美而诅咒假恶丑基础上的情感外示,这种情感既广博又深沉。这一切,都充分展现了诗人作为人之自然本真。     

具象修辞、符号象征与消费文化——1980年以降台湾流行绘本艺术文体解析

作为一个文学和美术结合的艺术种类,台湾绘本文体具有借助图画进行具象表达的文学修辞手段,其文本通过线条、色彩与语言结合的符号系统和技术手段实现了意义象征,其中的配图文字具有超逸于说明文字的文学功能。自1980年以降,当代台湾绘本艺术已成为一种流行娱乐文化,此种台湾绘本文化现象具有消费文化的特征,是消费社会里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及市场运营机制的成功创意范例。     

诗性逻辑与诗性预构——基于海登·怀特与维柯的比较学视阈

海登·怀特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哲学家,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元史学》推动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又称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或"修辞学转向")。怀特在文章中或访谈中多次提到维柯的历史理论对他的影响。《元史学》中所采用的修辞学的概念和比喻理论实际上都来源于维柯的话语科学,而作为怀特理论的核心部分的"诗性预构"实际与维柯在《新科学》中所阐述的第一原则——"认识即创造"密切相关,这种诗性预构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模式,而在诗性预构基础之上建立的历史叙事并且打破了文学和史学之间的藩篱,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但也为整个历史哲学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观念、话语、修辞: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的三重取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近期的发展受到社会学、语言学较多影响,在处理结构和能动性关系问题与制度变迁的内生解释问题时更倾向以建构性而非结构性或因果性的动态视角思考相关理论命题和动力机制。建构制度主义以此为契机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兴流派,但其内部包含各异的研究取向。通过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的有益成果,汲取社会学、语言学特别是组织理论的洞见,建构制度主义能够将观念、话语、修辞进一步内化为其理论演进的关键取向。     

论“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合理性

陈金钊教授最近提出了一种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不同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该理论因其独特的涵义界定、价值立场和修辞方法而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并非作者自由的学术创造,该理论几乎所有的构成元素都可以根据法治理论、法教义学、法律话语、分析修辞学、最新的法律修辞学理论等获得相应的理论证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法律作为修辞"更是对西方法律修辞学的一种学术改造和重构。     

逻辑与修辞:一对法学范式的区分与关联

在当代学术背景下,逻辑与修辞两大范式在研究对象、运行条件与方式、目的与功能上均存在一定区分,这种区分相应体现在法律中。在法学研究中,尽管在当代不同法学家理论中也表现各异,但逻辑与修辞这一对范式之间关系已经趋于缓和,而呈现出相互影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的趋势,共同促进法律文明的发展。对逻辑与修辞关系的辨析,在中国语境下也同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中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实施中,逻辑与修辞这两种方法所具有的正当化、合理化功能应予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