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民进会史教育基地加强社会教育功能

【提案背景】现阶段,民进会史教育基地社会教育功能不足,建议加强社会教育方面的职能。民进会史教育基地不但是民进会员受教育的场所,而且也应该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进作为参政党,民进会史教育基地应该在宣传爱国主义方面,发挥其自身独特作用。民进会史教育基地做好社会教育工作,既是新时代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逻辑理路与当代意义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斯密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仅仅视劳动为积累财富的手段,赞美能带来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而贬低“非生产性劳动”;黑格尔继承了斯密的劳动观,并从哲学高度提出“劳动创造人”的全新命题,但他唯一承认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斯密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把劳动与人的本质、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通过将劳动划分为一连串成对的范畴,揭示了劳动异化的轨迹及其实质,并指出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通向人的自由的必然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为打破西方社会主流的“资本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税收征管进入“合成”新阶段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从合作、合并到合成,我国税收征管开启第三次改革,税收征管体制的“合成”改革,是执法、服务、监管的系统优化,是业务流程、制度规范、信息技术、数据要素、岗责体系的一体化融合升级;着力建设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提高征管效能,确保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公安校园物质文化激励功能研究

公安校园物质文化在公安校园文化体系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激励功能。其激励方式表现出直接性,激励内容表现出真切性,激励效果表现出持续性,激励范围表现出变动性。为保证公安校园物质文化激励功能的充分发挥,应当夯实公安校园物质文化设计队伍,提升公安校园物质文化创作品质,规划公安校园物质文化科学布局,健全公安校园物质文化评价体系。     

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的宣传功能:理论主题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功能的重要性与价值正日益凸显。时代所需、历史使命澄明的是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功能需要面对的理论主题,而实践进路是对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功能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发展与创新的不断探索,这成为我们思考这一论题的三重向度。哲学社会科学有两项主要使命,一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建构,二是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完成这两项使命集中体现了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也实现了它自身发展的全面性、科学性。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亟须提高全民族的理论素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定向有力支持社会宣传,而且要以宣传教育为己任,走上社会宣传教育前台。树立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克服两大社会功能一手强一手弱的倾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从静态到动态的先天形式——卡西尔对康德认识论的超越

卡西尔不仅是西方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也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他通过吸收现代数理逻辑思想,在自觉运用功能论与批判哲学先验方法的基础上,对康德原本静态的先天综合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推进,提出了动态的先天形式思想。卡西尔还把康德哲学建构论原则推广到人类文化活动领域,认为文化形式具有对于经验的赋义作用,从而扩展了康德的认识论。对卡西尔与康德有关思想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有助于人们对先验哲学的理解以及卡西尔哲学内在逻辑的把握。     

刍议强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巨大挑战,学界对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存在颇多争议。强人工智能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与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相同,因此难以认定强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强人工智能本质为程序,以程序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不恰当;同时,难以设计合理有效的刑罚体系对强人工智能进行适用。强人工智能的价值是服务人类,将其视为附属于人类的“活的工具”似乎更为合理,使用一般技术手段对强人工智能实施的侵害行为进行规制更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专栏导语:中国场景下的治理逻辑

自“治理”成为一个学术性概念,进而演化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以来,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是多元化的。就其基本的指向而言,它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和市场制行政模式不同,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多元化力量共同致力于现代社会中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中国语境下,究竟何谓治理?治理的价值和功能有何特殊之处?治理的基础和基本逻辑又是什么?这需要在中国场景下予以更多的讨论和检视,为治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多元化的目标、任务和挑战,是治理研究的重要使命。治理的一系列主张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在实际的运转中对条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塑造治理的机制,以更好地使其成为求解“糟糕型”公共事务问题的一剂良方。就此而言,中国意义上的“组合拳”与“复合化”也许是在中国场景下透视治理的最为重要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