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循证矫正视域下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开展循证矫正实践活动中,寻找和确立最佳证据成为该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融合而成的认知行为疗法在罪犯矫正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最佳证据确立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疗法,探讨其矫正机制,了解其在国外罪犯矫正中一些应用项目,对推动我国罪犯矫正工作将有重要作用。     

从政治操弄到话语权把控:民进党对“公投”有恃无恐

公民投票,简称"公投"。"公投"在西方政治学中理解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公投"被认为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后流行于美国多个州。而在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的台湾,即有法律中规定了"公投"与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直接民权"的表达。     

民事案件区块链存证的逻辑、困境与进路

电子数据相较于传统证据，其容易被篡改的特性，导致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更加难以判定，降低了电子数据在司法实务中的采信率。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完整成为电子数据进一步发挥其独立价值的关键环节。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自证其真的特性，可有效增强数据的真实性，并提高其可采性。但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存证技术，其与法律相融合的保障机制尚有完善空间，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在其生成、收集、存储、提交和审查过程中面临个人区块链存证使用率低、链上数据存在失真风险、第三方存证平台取证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提高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的司法适用率，在区块链存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分析区块链技术在司法中应用的优势，针对区块链存证中的困境，从案涉当事人、第三方存证平台、法院电子诉讼平台三个主体角度，提出完善建议。     

米兰达规则的德国法镜鉴

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及辩护权,德国法要求警察、检察官及审判法官均应在讯问被追诉人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这就是德国的"米兰达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规定违反"米兰达规则"是否会导致证据使用禁止的结果,德国司法实践也经历了从不承认、部分承认到全面承认证据使用禁止的发展历程。在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下,侦查机关强制取供现象大行其道,被追诉人的供述自愿性难以保障,冤错案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立足本国问题,我国可以汲取德国的成功经验,确立沉默权制度并引进包括"米兰达规则"在内的沉默权保障规则。     

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一些基础性、制度性问题凸显。为了顺利解决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首先需要准确界定监察证据的概念和类型,其次需要正确解读《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的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必须指出的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解决的只是证据准入问题并不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审查证据的办法来保障监察证据的规范调取、正确使用。     

图书推荐

作者:延北老几三流女明星半夜在家被杀。有证据证明,死者死前曾噬咬自己的胳膊!不信命、不顾禁忌的老法医负责尸检,但刚接触尸体便突然发疯自残。案情愈发扑朔迷离。“我”奉命接手尸检。原以为普通的案件却另藏玄机。解剖过程中,诡异事件频繁发生,“我”的爱人与队友接连死亡,几起看似无关的凶杀案,透露出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     

文件制成时间鉴定证据应用现状的统计研究——以中国六市为例

文件制成时间的鉴定难度较大、业内争议较多,因此法院对此类证据的采信往往保持谨慎的态度。通过检索网上公开的有关案例,对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天津、重庆六个城市涉及文件制成时间鉴定的560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分析了案件性质、鉴定机构、鉴定项目、鉴定意见表述形式、出庭作证等情况,从宏观上了解了当前文件制成时间证据的使用现状,并就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反悔权的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可以撤回认罪认罚的供述,享有对签署的具结书提出反悔的权利。被告人反悔权具有正当性,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反向保障作用。被告人行使反悔权后,其先前的有罪供述及相关证据并不当然排除,经审查判断,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可以采用。被告人提出上诉是其行使反悔权的体现,不应当对上诉理由进行限制。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反悔上诉为由而提出抗诉的做法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