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模式分析——以缅甸犯罪团伙为例

近年来中缅跨国婚姻呈增长趋势,部分缅甸犯罪分子借机实施跨国婚姻诈骗犯罪活动,已经形成“拐骗——偷渡——运输——窝藏——收买——诈骗”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模式.打击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应当从三个方面施策:一是源头预防,切断买卖缅甸妇女犯罪链条;二是过程监管,政府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管理外籍人员;三是打击犯罪,加强跨国警务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外籍妇女管理制度.     

诈骗罪虚构事实教义学研究

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包括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种方式。从语义上看,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欺诈行为的两个侧面,分别是指从无到有与从有到无的两种语义内涵。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存在本质不同,需要对两者作出合理区分,以准确界定虚构事实的指称范围。虚构事实包括虚构全部事实与虚构部分事实,对部分事实虚构的理性认识,可以达到对刑民关系准确认识之目的,也是合理辨析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重要标准。     

论案件事实认定说理的不同维度——以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为例

彭宇案判决书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出现事实认定难题的典型裁判文书,其影响深远,值得重新审视其事实认定说理。本案中就调查程序事实的说理可以依据现有规则进一步补充。由于实体法理论上的争议,对本案中适用公平责任的要件事实存在说理困难。本案的主要证明对象为双方是否相撞这一核心事实,对此同样应当充分说理,但可以在原判中依据经验法则的说理之外寻找替代方案。在证明评价上,本案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诉外笔录和法庭陈述内容,也即两个矛盾的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此外,经由法院外人士在社会大众间传播的"媒体事实",因其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也应得到重视。     

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分析——以我国刑事诉讼为背景

在我国法官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心理过程中,控方指控事实产生的"锚定效应",对被告人有罪"预设值"的假设验证、非理性因素、外部因素产生的心理压力,法官性格等心理因素都会对事实认定产生影响。这种心理过程具有如下特征:法官对被告人有罪假设的验证具有明显的单向思维特征;被告人是否认罪对法官心理影响力较大;在重大、复杂案件中法官承受的来自外部因素的心理压力更大;非理性因素的运用缺乏规范。为了对法官认定事实的负面心理因素进行控制,以使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更为合理化,应通过程序机制限制法官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设值"水平,改变法官进行假设验证的单向性思维,降低口供对法官的心理影响力,限制外部心理压力对法官心证的负面影响,同时对法官认定事实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合理规制。     

在华的印尼新娘:商品化婚姻、人口贩卖与骗婚

印尼在华的合约新娘问题引起了中国、印尼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印尼经济发展的差距、非法中介谋求暴利和印尼新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成为在华印尼新娘群体日益扩大的动因。在华的印尼新娘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其中杂糅了商品化婚姻、人口贩卖和婚姻诈骗等问题,处理起来千头万绪,十分棘手。稍有不慎,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因此,在解决在华的印尼新娘问题时,中国应完善涉外婚姻法,加强与印尼的合作,严厉打击从事非法涉外婚姻介绍的个人或组织,严厉惩治人口贩卖,及时解救被贩人员,建立健全跨国婚姻纠纷应对机制,尽快形成两国婚姻信息的互通机制及查询制度,共同扩建自由婚姻领域,促进跨国婚姻的和谐稳定。     

品格证据的客观获取与规范使用

近些年,一大批重大刑事案件被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案件事实背后牵扯出的被告人品格更是被公众热议。被告人品格证据,因其承载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犯罪动机以及深层次原因等犯罪情节,这些本该体现被告人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大小,是案件裁量重要参考依据,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公众不仅审视被告人,也审视人民法院在适用品格证据方面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