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互联网”外衣下的新型赌博类犯罪

2021年11月29日,最咼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举行主题为“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从严惩治开设赌场犯罪”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新闻发言人李雪慧介绍,赌博类犯罪主要包括赌博罪、开设赌场罪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的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     

刑罚的目的和本质

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一、刑事责任,行为一旦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的法律后果即刑事法律后果,就是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有责性中的“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是指犯罪成立的第三个阶层,系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具体是指针对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行为人能否进行非难;而刑事责任是指在行为已经符合成立犯罪所应具备的全部条件从而构成犯罪时,对行为及行为人所进行的谴责和否定评价。     

刑法现代化理论的续造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刑法现代化需要继续发展。反观我国刑法学领域,现代化刑法的追求还占据着当代刑法学人的思维,遮蔽了中国刑法现代化之未来图景的真实面貌,妨碍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出发,尝试着以现代之后的视角看待刑法现代化发展及其遭遇的“陷阱”。在对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实现现代刑法经由自由刑法向风险刑法、单一法典化向立法多样化和实践理性向交往理性三个维度的转化,并为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充足的理论动力。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监护人侵害,防止监护人滥用监护权。该制度的理论基础源于国家亲权理论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监护监督主体方面,应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监护和监护干预模式,确立社区和民政部门的监护监督主体资格。在监护监督客体方面,应根据监护人身份采取不同监护手段。在具体监督措施方面,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细化和完善监督措施。在监护监督的配套措施方面,应设立特殊家庭走访制度、未成年人利益代理人制度、强制报告制度。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193例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患者中医证候研究

目的 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persistent postural-perceptual dizziness，PPPD）的中医证候特点。方法 采集193例PPPD病例症状、舌象、脉象，将每一症状、舌象、脉象作为一个统计变量，“有”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计算四诊信息的频数和频率，运用因子分析对高频症状、舌象及脉象进行非线性降维并提取公因子，得出病性、病位证素及中医证型并加以总结分析。结果 频率排名前3位症状的依次为头晕（90.67%）、心烦（54.40%）、倦怠乏力（51.30%），舌象中舌质频率最高者为舌质暗红（22.28%），舌苔频率最高者为白苔（31.09%），脉象频率最高者为滑脉（41.97%）。利用因子分析共提取1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4.798%。整合相同的证素，共得到5个病性证素，依次是气滞（71.50%）、阴虚（24.35%）、血虚（22.28%）、气虚（17.10%）、痰湿（15.03%）；5个病位证素，依次是肝（93.26%）、肾（24.35%）、脾（16.58%）、心（0.52%）；6个中医证型，依次是肝郁气滞证（56.48%）、肝肾阴虚证（21.76%）、肝郁脾虚证（15.03%）、肾阴虚证（2.59%）、脾肾阴虚证（1.55%）、气血两虚证（0.52%）。结论 PPPD的病性证素以气滞为主，病位证素以肝为主，中医证型以肝郁气滞证为主。     

包容性评价思想在刑法中的适用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过分注重不同罪名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界限,而轻视不同犯罪之间的阶层关系和包容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会制造罪名之间的对立,在案件事实存疑、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共同犯罪认定和共犯逾越等问题的处理上会产生评价矛盾,从而造成诸多处罚漏洞。洞悉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联系,善于运用包容性评价思维,有利于消解评价矛盾,建构起协调一体、能适应错综复杂案件情状的刑法理论。包容性评价方法也契合当前学者们提倡的类型化思维方式,有利于缓释概念分析思维的形式束缚。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