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代理关系与监管治理失灵——基于企业委托型第三方检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第三方机构成为社会性监管领域的重要监管治理主体,但中国的第三方机构违规出具虚假报告、进行应付式检查等状况时有发生,难以保障监管的有效性.对此,有必要以第三方检测为例,基于共同代理理论,分析第三方监管治理失灵的原因.在讨论了企业委托检测过程中社会公众、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间的共同代理关系后,论文结合调研资料,从"委托方间的异质性"和"代理方需求及其处境"两大方面对第三方监管治理失灵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和生产企业在检测过程中的需求偏好和对检测机构的强势程度方面有明显差异,而面对异质性的委托方,检测机构可能会受营利性身份、行业内恶性竞争状况、造假的成本收益状况、声誉机制的运行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做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选择,导致监管治理的失灵.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外部审查监管、调整付费模式、进行价格管控、畅通投诉渠道、规范业务受理行为、推进信息公开等政策建议.     

公证后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能否撤销?

【基本案情】陈某某与周某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登记结婚。2019年8月29日,陈某某与周某某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双方购买的房屋归周某某单独所有,房屋所欠银行按揭贷款本息由陈某某偿还,双方购买的汽车归周某某单独所有。同日,双方在公证处就该协议书进行公证,公证员询问后双方签字公证。     

《神游》

著名学者田晓菲教授的《神游》一书,把南北朝和晚清合在一起写,把不同领域的文本和材料聚在一起探讨,一方面细致深入地处理具体时代和文本,另一方面作出全景式综观与对比。其内在寄托了田晓菲一贯的信念,即通过对时代、文类、文体乃至现代学科的分隔的超越,来探索一个历史时代所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共有的文化关怀。     

探索凝聚共识的有效路径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凝聚共识的重大意义,提出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民法典》共同担保中内部追偿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民法典》第392、699条分别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和共同保证规则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设计。“物权编”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延续了原《物权法》第176条，并没有规定共同担保人内部的追偿权；“合同编”有关共同保证的规定，对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共同保证人内部关系进行较大的突破。在解释方法上，应侧重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作出有利于制度生存和商事交易需求的解释。基于债法理论和法律适用的需要，共同保证人之间享有内部追偿权；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基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中“物保与人保平等”的原则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债权性质相同的特点，共同担保人之间也应享有追偿权，应类推适用共同保证的法律解释规则。     

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及赡养问题探讨

现实当中,夫妻离婚时有关房产与赡养等的相关纠纷与日俱增。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例,子女离婚时对父母出资款的性质有争议,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需审慎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结合证据材料进行审判。此类案件,需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述,并结合呈现的证据及证明责任以及相关理论予以判断。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