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确性原则检视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司法适用现状——以刑事判决和典型案例为研究基础

非法经营罪,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关注的个罪。判断非法经营罪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仅要从奉罪刑法定原则为圭皋的中国刑事立法本体出发,还应把作为法定犯的非法经营罪特质、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国家规定、审判实践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司法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批评有失偏颇,至少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排除具体审判实践的差异,非法经营罪规范本身并不存在违反明确性原则的问题。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以及配套立法等事项。     

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规制困局与破解之策

证券市场交易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面对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传统规制方式显得力有不逮,面临诸多困局:技术演进与刑法滞后性的矛盾难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法律规制效果难以实现,保护技术创新与遏制技术风险的刑法规制“尺度”难以把握。为了破解上述困局,维护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稳定,有必要改进现有立法模式下的刑法规制授权链条,通过两次授权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刑法》第182条“兜底条款”的内容。将科技监管作为证券交易行政监管的重要手段,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和动态实时监管机制,及时获取准确的数据信息,修补传统事后监管方式的缺陷,实现风险预警。建立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分级治理机制,完善前置法先行和刑法最后保障机制,准确把握刑法规制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恰当时机。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日新月异,应该在法律制度框架的正确指引和约束下发挥其核心价值,以期充分发挥其功用,并防范其弊端,实现保护技术创新与遏制技术风险之间的平衡。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中国特色授权行政逻辑体系之阐释

行政授权机制在实践中呈现三类授权行政样态:立法授权、行政授权以及"社会授权".立法授权实质是行政于立法边界之重塑,以调整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行政机关获得行政自主权,可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自主权进行控制;行政授权实质是按照功能主义重新配置行政职权,实现权力在行政层级机关之间的有效转移,针对被授权行政机关权限的扩大,可从事中层级和事后权限两方面进行监督;"社会授权"其实是授权"社会",以实现内部权力"外化",其结果是行政权转化,社会组织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可从任务判断标准、合规制策略、司法审查多元性方面进行控制.建构中国特色授权行政理论体系是发挥授权机制组织法保障功能的有效途径.     

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理念和制度重塑

保护债权人是公司法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打造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提高公司竞争力，提升股东价值。公司法的制度创新不应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建议充实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工具箱，实现事先预防、事中纠偏和事后救济的全过程保护，并确保《公司法》、公司自治法与《民法典》无缝衔接；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和公司登记制度，提高公司财务状况和治理信息的公示公信效力；承认股权让与担保，完善股权质押规则，明确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效力性规范属性；夯实公司的资本、资产和人格三重信用，扭转资本认缴制滥用现象，恢复实缴义务最长期限，导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明确公司设立失败和公司解散清算注销时相关责任主体对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提高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可裁性，充实债权人友好型的裁判和执行规范；既要坚持债权平等保护原则，也要在甄别债权性质和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公平合理的差异化保护政策；明确股东与目标公司的对赌之债无效，导入股东债权居次规则，确立侵权公司股东对自然人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按份连带责任，预防和化解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债权人之争。     

新冠背景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在我国刑法典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立法留白,其罪状描述缺乏明确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罪的触角已进入生产非食品原料、盗窃井盖、交通肇事等领域。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助推下,两高、两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将两种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明显是扩张了此罪的范围。因而对法律规范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给予合适的定位,进一步指出将此罪运用到疫情中是过度涵摄的表现,最终提出此罪该当的界限设定和应对。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