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学科价值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近年来,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许多高校甚至开始考虑撤掉这个专业。诸如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课程设置泛化、教学过程僵化等方面,行政管理专业的问题愈发凸显。面对这一现实,行政管理专业迫切需要寻求自身存续和发展的突破点,回归专业建设之初的本心,重新追溯、审视、反思其学科价值,在对自身知识价值、育人价值及发展价值的追问、探讨、澄清、挖掘中寻找摆脱现实困境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人才培养模式予以调整、重塑与变革。从学科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不仅体现的是一个专业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学生的责任,更是对于自身存续发展的责任。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制度逻辑及实现路径

随着当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不可逆转损害后果的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局限于事后的补救性救济,而应当积极拓展其预防功能,将隐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际是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就现行司法救济体系而言,尚存在法源理论上的不相妥协、立法维度上的事后救济为主、司法实践中的固守谨慎等鲜明特征。因此,应当在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引导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明确“重大风险”判断基准、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障体系、打造查、审、执相互贯通的全链条式体系。     

Territorial reforms in Europe: effects on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erritorial reform is the most radical and contested reorganis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 sound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 of such reforms is hence an important step to ensure the legitimation of any decision on the subject. However, in our view the discourse on the subject appears to be one sided, focusing primarily on overall fiscal effects scrutinised by economist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hence threefold: Firstly,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f territorial reforms in Europ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Eastern Germany as a promising case for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Secondly,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 of these reforms and context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ir evaluation. And thirdly, we analyse the literature on qualitativ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these refo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rritorial reform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unctional performance, while the effects on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indeed ambivalent. In doing so, we provide substantial arguments for a broader, more inclusive discussion on the success of territorial reforms.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日韩专利行政部门确认专利侵权制度比较研究

日本和韩国均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来判断第三人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日本的专利侵权判定制度和韩国的专利权范围行政确认制度。日本的制度实际上是行政机关鉴定制度,其处理的案件数量不多,因此有效性遭到质疑。在韩国的制度下,行政确认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却因此被指责与侵权诉讼重复且两种程序的法律关系模糊。两国制度的共同优势在于可实现专利侵权纠纷数量控制、具有专业性和公正性以及提供不侵权的确认程序等,因此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灵活的侵权纠纷解决或侵权判断机制。对日韩两国的比较研究可对中国提供有益启示,因为在中国仍需要保留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并需要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统筹各类编制资源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

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是新时代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首先分析了编制分类的内容构成、不同类型编制的管理权限、编制总量控制的政策约束,进而对编制分类管理的效应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接着,追踪梳理当前地方统筹使用各类编制的最新探索和创新。在此基础上,从跨类别、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四个维度,提出编制统筹管理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