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行政法律关系之研究

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较大的片面性,无法适应现代服务行政,也阻碍了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因此,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把行政法律关系置于人民与国家、国家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运用宪法、法理的基本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畸形生长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重构行政法理论的必然选择。     

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及其规避

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即资本流向全球、在全世界扩张蔓延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造成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不断加剧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甚至陷入资本权力构筑的生态陷阱。面对全球化浪潮与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拒斥资本，但也不能对其听之任之，应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设立生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在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死亡宣告

自然人若下落不明满4年,或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法院宣告死亡后,被宣告死亡者的婚姻关系消除,财产继承开始。被宣告死亡者重新出现,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宜告。此时,妻子若未改嫁,除非她反对,否则婚姻关系自行恢复;若已改嫁,婚姻关系不能恢复。孩子如果已被收养,被宣告死亡者也不能要回。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养老医疗服务中的民法问题及对策

随着依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推进,健全养老医疗服务的法治体系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在养老医疗服务过程中未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在对养老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管、对养老医疗体系的保障以及老年人权益救济等方面欠缺规范,不利于法治功能的发挥。在分析《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的基础之上,提出强化监管、完善保障体系、明确侵权责任等应对之策。     

购置款抵押权的竞存对抗规则研究

满足《民法典》第416条要件的购置款抵押权可以对抗公示在先的固定担保权,此种处理模式虽使外部债权人负担一定审查成本,但总体上符合利益衡量视角下的比例原则。《民法典》在浮动抵押领域中采取“登记主义”的立场,与“超级优先权规则”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协调。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存时,后者始终处于优先受偿顺位。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可准用超级优先权规则,但应作必要限制。购置款抵押权人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民法典》未明文确立担保权收益延伸规则,但在理论层面上仍尚有将其纳入现行法体系的解释空间,且民事主体可在商业实践中通过意思自治达致类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