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一个研究述评

在中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关于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基于"制度结构"与"制度过程"的二元划分。前者聚焦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重视制度设计和结构对组织的外部影响,更强调结果评估和工具性考量,这种研究取向广泛地体现于早期和主流的文献中;后者将视野转向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不只是将制度当成外生变量,也将其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对组织的行动、组织间的互动和相依关系、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等实施了更多的观照,这类研究虽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但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总的来说,两类研究的转变既与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有关,也与各国医疗服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相连,并顺应了组织理论研究从理性系统范式迈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范式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需甄别西方式的分析工具,从本土的经验出发,深入考察医疗服务组织的实践,进而寻求一种适当的解释逻辑。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探析

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它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在消费方式上,工业文明必需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倡导的"适度消费"模式的对立;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控制"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的见解的矛盾。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超越并发展。     

论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层次

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境况包括三个层次:道德自由的最基本状态——以"无害"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伦理;高于经济伦理的道德自由——以"有益"为原则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由的"至善"境界——个人加入人类的"永恒存在"原则。这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正常道德要求,因此不存在所谓"道德退化"。问题是:人们没有厘清由计划经济的他律性道德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自律性道德的必然性,因而往往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抽象道德词语,来对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合理"现实,从而得出了今不如昔的道德感叹。中国当下道德较之计划经济时代之道德具有进步性。现今中国人对待道德自由的态度应该是:在守住市场经济伦理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努力达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全社会向高尚的"至善"道德趋近。     

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学理之自我超越──扬弃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视角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学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从充分肯定工业文明意义的人化自然观而自我超越为生态文明视角的人与自然和谐观。这种超越的主要内容表现为:(1)重新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之理论价值。(2)新定对象性关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补价值。(3)新定对象化关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价值。这标示着马克思的思想既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过程,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探索过程。     

金融危机视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基于《监守自盗》的分析

《监守自盗》是一部对次贷危机成因、发展和破灭的过程作了非常完整诠释的纪录片。结合危机爆发的背景与成因,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他们各自缺陷及双方博弈分析可知,转型期中国政府需要加强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做好市场秩序的监督者和维护者,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内部治理,实现政府角色的合理归位。     

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当代中国实践的阐释

马克思对于民族国家体系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然而,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且实行市场经济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马克思并未给出现成答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     

浙商伦理文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进入21世纪,浙商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帮群体。可以说,浙商今天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足以让国人为之羡慕和自豪。然而,世界在变化,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发展。浙商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困境: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业系统与实体经济需融合、企业家群体需换代;在其伦理文化的建设中,有许多影响浙商伦理文化观形成的疑问。如:利益第一还是道义第一?权利第一还是责任第一?金钱重要还是幸福重要?发展经济第一还是保护环境第一?等等。新时期,浙商们要想走出这些经营和伦理的困境,必须从企业家群体、经营方式以及伦理观念的转型与升级着手,依靠伦理文化的再造,使浙商企业走出一条伦理与利润"共赢共生"的道路。     

居民社区归属感对其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Z省N市的实证分析

通过抽取Z省N市172名居民作为调查样本,采用量表测量和卡方值检验法进行分析表明:N市居民对地域社区依然具有较强的归属感,N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与社区归属感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研究还发现N市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越多,对社区越熟悉,越容易在社区内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其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强,社区归属感亦明显提升。当然,N市不同类型社区由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形成条件以及资源状况的不同,居民社区归属感存在差异,其社区参与行为亦不同。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四种类型及其运行机理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毗邻地区,通过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实践探索出毗邻党建这一新型的党建模式。目前,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跨界治理的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对策性研究以及跨界治理与毗邻党建的关联性研究。针对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类型分析及其运行机理这一主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基于“跨界性—层级性”的分析框架,可以把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分为战略引领型毗邻党建、问题导向型毗邻党建、高位推动型毗邻党建、整体联动型毗邻党建四种类型。揭示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运行机理,需要基于“典型案例—类型匹配”的基本原则选择匹配性的案例进行具体呈现和深入剖析。     

行政服务中心的流程再造:局限与超越

行政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派生制度安排。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模式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流程的重大改变,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象山模式"是完善行政服务中运行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创新行政服务中心流程乃至政府流程的一个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