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高等教育理念的演进: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展——以高校科普教育与学风关系的构建为观测点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在高校针对大学生开展旨在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科普教育可以将科学素养内化为学习习惯,从而优化学风。这是以人为本促学风的重要手段,也是内涵式发展的一条途径和一种思路。开展科普教育的策略可以从提高科普教育的认识水平、完善科普教育的保障制度、打造科普教育品牌等方面着手。     

《共产主义原理》的当代适用性研究

《共产主义原理》产生的时代背景《共产主义原理》写于1847年10月底至11月,是恩格斯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第二个纲领草案。这个草案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却成为《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石。《共产主义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观,提出了初步的共产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吸收了19世纪早期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预测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     

论普通法履行不能的演进、规则与启示

普通法中的履行不能对于我国合同法相应规则的理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其大致经历了由最初的不予免责到逐步承认多种履行不能类型的历程。在适用条件上,普通法强调履行不能由订立合同之后发生的、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意外事件所致。对于履行不能免责的正当性,默示条件理论、基本假设理论、风险优位负担人理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正当性说明。我国合同法在履行不能的规则适用上,应注重对普通法履行不能的程度、适用条件、正当性基础等进行有益的借鉴与规则吸收。     

阿以建交:中东局势前景展望

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并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中东地区长期变化趋势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一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弱化,二是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持续上升,三是围绕反对和支持穆兄会的斗争日益明显,这三个关系趋势都导向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的实质改善。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是大概率事件,传统意义上的阿以冲突将逐渐成为历史。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探析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规则是证据能力基础规则之证人资格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指儿童作证主体资格的立法界定。这主要是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考虑,立法者宜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一个原则上有证据能力或原则上无证据能力的具体年龄,同时设定相应例外情形。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