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陕工信发[2020]29号)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杨凌示范区工业和商务局,韩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为贯彻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工业稳增长促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陕政办发[2019]25号),加快我省工业设计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企业建设,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0〕39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3部门印发的《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年)》(工信部联产业〔2019J218号)、《关于印发〈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产业〔2012〕422号)等文件精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决定开展陕西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现将《陕西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和程序,组织做好陕西省工业设计中心的申报管理工作。     

包容性评价思想在刑法中的适用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过分注重不同罪名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界限,而轻视不同犯罪之间的阶层关系和包容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会制造罪名之间的对立,在案件事实存疑、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共同犯罪认定和共犯逾越等问题的处理上会产生评价矛盾,从而造成诸多处罚漏洞。洞悉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联系,善于运用包容性评价思维,有利于消解评价矛盾,建构起协调一体、能适应错综复杂案件情状的刑法理论。包容性评价方法也契合当前学者们提倡的类型化思维方式,有利于缓释概念分析思维的形式束缚。     

“开设赌场”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刑责:变味的微信群内抢红包

在微信群中抢红包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娱乐活动之一,在人数较多的微信群里,大家往往通过发送拼手气红包,从而随机获得金额不等的红包。在微信群里发红包拼手气,本来是一项活跃气氛的亲朋好友间的娱乐活动,但这种形式却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如专门组建带有赌博性质的微信群,这种微信群表面上和其他微信群一样,也在群内发送拼手气红包,但实际上是利用这种拼手气红包的活动组织群成员参与赌博。这种形式虽然隐蔽,但是只要稍加调查,其本质便显露无遗。本文就以相关案例为大家揭开这种赌博微信群的“神秘面纱”。     

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责任认定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在责任认定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意见,包括共同犯罪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可以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赔礼道歉是否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等。刑事部分对主从犯应分别定罪量刑,民事部分宜判决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可以划分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比例;下游犯罪行为人一般不应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资源价值与生态环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属性不同,不应互相抵扣;没收的违法所得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有同质性时,可以予以抵扣。赔礼道歉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以彰显生态环境的精神价值和公众参与的原则。     

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分析——以我国刑事诉讼为背景

在我国法官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心理过程中,控方指控事实产生的"锚定效应",对被告人有罪"预设值"的假设验证、非理性因素、外部因素产生的心理压力,法官性格等心理因素都会对事实认定产生影响。这种心理过程具有如下特征:法官对被告人有罪假设的验证具有明显的单向思维特征;被告人是否认罪对法官心理影响力较大;在重大、复杂案件中法官承受的来自外部因素的心理压力更大;非理性因素的运用缺乏规范。为了对法官认定事实的负面心理因素进行控制,以使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更为合理化,应通过程序机制限制法官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设值"水平,改变法官进行假设验证的单向性思维,降低口供对法官的心理影响力,限制外部心理压力对法官心证的负面影响,同时对法官认定事实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合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