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

目的混合STR图谱的分析是法医遗传学领域的一个难题。目前国内大多数法医DNA实验室依靠人工方法分析混合STR图谱,费时费力,且拆分效果也多有主观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的需求。本文介绍一套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SMART(STR Mixture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Tools),其能够实现对混合STR图谱的自动化分析,包括拆分混合STR图谱和计算似然比。方法SMART使用的STR峰高的概率模型,考虑了影子峰、降解、基因座特异性扩增效率、峰高变异、插入峰、峰丢失等因素。模型通过比较各个基因型集合拟合当前混合STR图谱的似然值大小来推断最有可能的基因型集合,采用了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CMC)算法进行求解。结果SMART可应用于不同试剂盒和遗传分析仪产生的数据。经使用ABI-3500XL遗传分析仪和Global Filer试剂盒测试,SMART能够实现对2~5人的混合STR图谱的分析,输出包括混合比例、混合图谱质量、各个贡献者单人的STR基因分型、似然比等多项结果。结论SMART作为一款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其基本涵盖了国外同类分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满足一线法医工作者对于混合STR图谱分析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混合STR图谱结果的利用率。     

不法PUA入罪探析——以“包某自杀案”为例

不法PUA是行为人为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所故意实施的工具性行为以及在精神控制建立后引诱他人进行自我牺牲行为的结合，严重侵害他人法益时，成立犯罪。工具性行为存在构成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制侮辱罪、消除身份化后的虐待罪、故意杀人罪教唆犯的可能。建立精神控制后，被害人沦为行为人的工具。行为人实则支配被害人自我牺牲过程，存在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强奸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可能。不应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而阻却不法PUA者的责任。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本节课内容是统编版必修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探究二。作为整本书的最后一个探究活动,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1.探究主题大。从教材内容看,本节课包含"中国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梦"等一系列宏观主题。2.探究活动多。从实施形式看,本节课提供了多条探究路径,可采用参观博物馆、排演历史剧、查阅资料、访谈家人、阅读文献、收集数据等多种活动形式,从而解决探究问题。3.时空跨度长。     

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属性及罪刑改革

人工智能犯罪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犯罪,而是指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制造、利用过程中"人"的犯罪。要正视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中的现实问题,立足刑法的保守性,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完善人工智能犯罪的罪名体系,强化单位的刑事责任,完善刑事责任形式,重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转换。     

数字

1018个。2021年,全国扫黑办组织直接核查完结114条重点线索,引领带动打掉涉黑组织164个、涉恶犯罪集团101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万余人,保持了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10.3万名。“净网2021”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1年12月,共侦办案件6.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3万名。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猖獗,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多元化、犯罪范围跨境化、犯罪手段网络化和专业化等特点。残暴的犯罪手段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造成恐慌的氛围。我国对恐怖主义的犯罪立法存在不足和空白,立法条文散见刑法各个条文,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当前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犯罪未能从法律层面进行较好的规制、惩戒与预防。因此,借鉴域外立法及国际条约等成熟先进的规定和做法,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立法提出完善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互联网”外衣下的新型赌博类犯罪

2021年11月29日,最咼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举行主题为“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从严惩治开设赌场犯罪”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新闻发言人李雪慧介绍,赌博类犯罪主要包括赌博罪、开设赌场罪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的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