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具盲盒,“新宠”带来“心愁”

你可能想象不到,中小学生购买文具也能上瘾。精美的包装、奇特的造型和动漫人物联名的文具盲盒成为中小学生的"新宠",但越来越多的文具盲盒,因溢价高、交易不公、成瘾性高等使得家长日益忧虑。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通过互联网调研、抽样调查、家长访谈等方式对文具盲盒展开调查。据分析,未成年人购买盲盒与社交需求有关,且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更易购买成瘾。     

信用权保护的私法进路

信用兼具人格属性和财产价值，以信用利益为基础生成的信用权本质是一种新兴人格权，系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维护自身信用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客体确定、内容完整，权利构成要素清晰，满足法权化的实质和形式要求。然因智能算法侵权冲击现行信用法制、信用评级引发数字身份歧视、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施行等正在给信用权保护带来新挑战，现行立法的附带性保护淡化信用权的独立性，司法的选择性救济难以有效护持信用主体的正当权益。立基于信用权的内在特质与特殊侵权样态，其保护理念与路径亟待更新。具体需在民法典体系下，确立以侵权法保护为中心的私法进路，通过规范信用权的法律构造、明确信用权作为具体的新兴人格权地位，确立其侵权责任构成、明晰其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建立信用信息修复机制来实现对信用权的妥适保护。     

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关于虐待动物，食用动物问题引发较多争议，民众也呼吁尽快制定相关的动物保护法，但立法是一项事关国民权利义务调整的重大事项，需慎之又慎。动物保护是否应当立法可从法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可运用成本—收益论证在适当限度内将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运用博弈理论论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所应采取的博弈策略，在此基础上借用两大理论探讨我国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问题。     

梅花香自苦寒来

人物名片张璇,民进湖南省直文化支部委员、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京剧演员。2021年,获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21年5月21日,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晚会在南京举行。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张璇凭借在革命现代京剧《向警予》中对"向警予"一角的精彩演绎成功摘得梅花奖。     

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

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争议的焦点。《行诉解释》第12条第5项认可了投诉人的原告资格,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梳理并回应。就保护规范理论而言,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没有规定主观公权利的前提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可以赋予投诉人原告资格,并可以据此推导出与原告资格相对应的主观公权利;就保护必要性而言,第5项中合法权益的规范功能能够替代保护必要性的适用;就投诉人的定位而言,第5项与司法实践存在冲突,建议将第5项对投诉人的定位由其他利害关系人改为行政相对人。     

劳动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未来劳动法典编纂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与劳动法典的契合程度、规范路径与保护机制宜进行体系性思考与设计。劳动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保护利益、调整关系以及保护机制等方面都具有社会法属性与结构特征。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进入劳动法典存在劳动私法、劳动公法与集体协议三条规范路径。在实现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上三条路径各有优劣。劳动法典在立法选择上宜采用以劳动公法为主、劳动私法与集体协议为辅，三条规范路径协同互补的保护机制。     

破产语境下应收账款质权的保护与限制

破产法平衡保护应收账款质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评价质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及其顺位时,原则上应遵循登记在先、顺位在先规则;第三债务人抗辩和抵销权的行使应受保护,在接到通知前取得的反对债权得对出质人行使抵销权,但违背破产法禁止抵销的除外;出质人应维持基础交易合同的效力,否则对质权人不发生效力,但基础交易合同的相对方依法行使合同法上的解除、终止等权利,或者出质人的管理人行使破产解除权则不受此限制;以将有债权出质的,出.质人破产时新增将有债权是否纳入质物范围,应根据不同类型区别对待;质权人行权应受破产程序的约束,但质权人可通过私力救济方式实现债权,当第三债务人破产时,行权有其独特规则。     

红色将军县 古村焕新颜

新县是全国著名、河南唯一的将军县,红色资源优势明显。同时,豫风楚韵,文脉厚重,境内有100多个古村落。近年,新县将古村落保护与民俗旅游进行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在“以红带绿”的同时,让厚重的豫楚文化展示新县特色的人文历史,田铺大塆,周河乡西河、毛铺,八里畈镇丁李湾等传统村落闻名遐迩,焕发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     

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制度逻辑及实现路径

随着当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不可逆转损害后果的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局限于事后的补救性救济,而应当积极拓展其预防功能,将隐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际是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就现行司法救济体系而言,尚存在法源理论上的不相妥协、立法维度上的事后救济为主、司法实践中的固守谨慎等鲜明特征。因此,应当在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引导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明确“重大风险”判断基准、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障体系、打造查、审、执相互贯通的全链条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