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高校学术委员会权威: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路径

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高校的权力构成是党委的领导权力、校长的行政权力、教师的学术权力三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行政化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行政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不健全,未充分发挥其职能.学术委员会应该成为高校的最高学术权力组织.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路径是真正树立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威.     

我国高校学生科研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为例

学生科研活动主要是一种研究性的学习活动,而不是独立的科研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取得科研成果,而主要目的则是进行科研的学习与训练.我国高校学生科研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学生科研问题的主要措施包括:设立专门的学生科研主管部门;加强学生正规的学术训练;建立学生科研导师制度;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加强学生科研实践基地建设.     

农民工形成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

我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这一视角,他们认为户籍体制限制了农民工形成,而农民对城市预期收入的展望使得他们流入城市。但通过观察,农民工形成、异地生活还有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动因,应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农民工形成及其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研究

社区建设应指向社区发展,而主体性的社区发展是"善治"和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之一,同时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包容性。包容性城市要避免对某些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的排斥。有效的社区融入,不仅体现了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包容,而且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的内涵。社区通过均等化服务、利益关注和倾斜以及组织化参与等方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     

“共治”模式破解民族地区发展难题——基于贵州凯佐乡参与式治理的实证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主要采取了"统治"、"自治"与"共治"三种治理模式。贵州省凯佐乡的参与式治理实践就是一种"共治"模式,取得了良好的乡村治理绩效。对于民族地区来说,采用参与式治理这种"共治"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破解地区发展难题,而且还可以在治理过程中吸纳政治参与,缓解或化解因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带来的压力或紧张,既可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又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国内"参与式治理"研究综述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相关研究文献还只简单停留在描述阶段,不仅缺乏对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探讨和建构,而且缺乏对相关案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     

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杭州市社区建设为案例的考察

社区建设或者社区发展,从理论上讲,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然而,中国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推动和主导下展开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转型期基层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社区建设中政府社会控制和社区自治目标的冲突,导致社区建设内部主体和参与动力的不足与滞后.杭州市社区建设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强势带来的社区建设行政化倾向.这直接导致了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客体化,从而影响到其参与的动力和热情.     

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工会的新挑战与新作为 一2015年中国工会·劳动关系论坛纪要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人一种新常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会作为 党的重要群团组织，作为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合法权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应积极 应对新挑战，展现新作为。工会作为党的群团组织，应更加注重推进和诣劳动关系建设，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 国家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各级工会组织有必要行动起来，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做出积极的贡献。经济社 会发展新常态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求工会工作必须加强法治化建设。面对新挑战，基层工会要 以独具特色的工作模式，主动寻求破解现实挑战的最佳途径。     

农民工参政现状分析与路径优化

农民工就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特有的社会阶层。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仅经济地位日益下降,而且,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国家"领导阶级"和"国家基础"沦落为容易被剥夺和地位不稳定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兼具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他们的弱势感尤其强烈,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恶意侵害,农民工只有积极参政,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工参政对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参政有关制度虽已建立,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参政路径亟待优化。     

梁启超公民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舆论和思想领军人物,对中西文化的心理差异有着深刻的认识,看到了西方近代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立,意识到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障碍.他将公民意识的培养看作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性工程,提出了"新民"概念,呼吁培育适合现代宪政制度的公民文化.我们重新检视梁启超的公民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