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四季念师祖 纪念马克昌教授逝世一周年

一曾有一位武大校友这样描绘武大校园之美:"每年一至二月校园各处的白玉兰满树银装。三月樱花大道洁白如雪;坡地上、挡土墙边伏地状生长的迎春,连翘开出串串黄花,拉开了春天的序幕。四月至五月间,运动场旁,湖边道上,桃花盛开;中心花园蔷薇科、木兰科植物群芳争艳,给校园的春天带来生机。六月至九月,高大的乔     

英国刑事法院的体系与构造

正"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这是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关于司法权力定位的经典名言,其一语道出了法院在现代司法制度中的核心、权威地位。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文化传统不同,世界各国法院的体系构造也各不相同。就英国而言,今天的刑事法院由治安法院     

也论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张明楷教授提出盗窃不限于秘密窃取,使用平和手段公然转移占有他人财物的,也是盗窃,该观点是以"抢夺是具有人身伤亡可能性的行为"为逻辑前提的,但该逻辑前提不符合我国刑法对抢夺罪的规定。最近,张明楷教授在坚持盗窃不限于秘密窃取的前提下,又提出盗窃罪也可以暴力手段实施,该观点更是导致了盗窃罪与抢夺罪区分上的难题。其实,窃取也不排除可以对被害人人身或财物使用一定程度(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这样,客观上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便有可能成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共同点,依客观方面自然无法合理区分二者。传统刑法理论关于两罪的区分标准(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是妥当的,应当继续坚持。依行为人主观方面区分两罪并不属于主观主义刑法观。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10月10日至13日,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4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主要学术观点如下:     

“养卡”行为的刑法定性初探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信用卡“养卡”并非都属于违法行为.当行为人专门成立“养卡公司”,在持卡人不能如期偿还透支款,“养卡公司”根据持卡人要求替持卡人先行向银行偿还透支款项,随后由持卡人在“养卡公司”POS终端机上进行无实物虚假同额(包括手续费)刷卡消费,以偿还“养卡公司”先前为持卡人垫付资金的场合,“养卡公司”的行为不属于...     

不定期刑探讨

近现代意义上的不定期刑,一般指的是相对不定期刑,它以刑罚个别化理念为指导,以彻底改造犯罪人、防卫社会为根本目的,符合现代自由刑发展的根本趋势.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改造思想的衰落和报应思想的抬头,反对论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开了对不定期刑的猛烈批判,导致了不定期刑的有限适用.笔者从不定期刑的历史考察着手,在分析不定期刑内涵的基础上,揭示了反对论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阐述了不定期刑的合理性,提出在我国的刑罚实践中对少年犯和累犯适用不定期刑的设想.     

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我国经济刑法的"肥大化"是"半市场半统制过渡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投射于刑法的结果。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法益保护,秩序不具有成为刑法法益的当然性。在自由经济社会,经济犯罪的法益应当是经济自由,但在国家经济管制的背景下,经济刑法的范围最终是经济自由与经济管制调和、平衡的产物。没有具体法益侵害的场合,国家要慎重以危害经济秩序为由,将一定的行为规定或认定为犯罪。国家对经济刑法范围的设定要秉持开放的态度,避免刑法蜕变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阻碍力量。保护经济自由,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刑法发展的未来。     

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

一、刑罚适度的地位和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做法：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大，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就行了，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审判机关在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一贯重视对案件的定性，而对量刑工作重要性则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只对那些定性错误或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才予以改判，对于量刑偏轻偏重的案件则大都维持原判。其二，认为量刑的根据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刑罚就应当重；行…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

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国际犯罪,其犯罪目的和动机并非必须具备政治性;其犯罪主体应为组织和个人,国家目前还不宜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但今后将其规定为犯罪主体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其犯罪手段的认定不能仅局限于单一的暴力手段。由于国际条约将恐怖主义犯罪视为一种国际犯罪,我们有理由将其排除在政治犯罪概念之外。     

“重刑”反腐与刑法理性

腐败是当前我国最严峻的社会问题,"重刑严惩"的社会需求依然旺盛。腐败的产生是国家权力缺乏有效拘束的后果,是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伴生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法治缺失和严重滞后的恶果,也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徘徊在权贵资本主义门口的征表。反腐迫切需要制度转型,需要刑事政策的现代化。重刑反腐是国家反腐基础性制度和体系缺失状态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和填充手段,存在巨大法治风险。面对严峻腐败形势,刑法必须最大限度恪守法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