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通婚与两岸社会变迁

婚姻从本源上讲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一男一女互为配偶的结合，或者说婚姻是以男女两性结合为内容并为一定社会所认可的社会关系，一定的择偶与婚姻制度必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基础之上，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夫妻关系，也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规范之一。在决定婚姻产生的直接原因中，社会性因素大于自然性因素。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婚姻和家庭的模式各不一样，但是，自人类诞生以来，     

台湾民意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台湾民意的结构化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历史因素的沉淀、现实长期的互动。已形成了主要以地域性、情感性以及传统社会关系的集合分化为基础的结构模式，且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一致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结构。本文回溯台湾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变迁历程，寻找台湾民意结构分合的支点，在社会影响与顺从、议题设定、媒体倚赖等理论的视阈里分析台湾民意结构是怎样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再生产的，分析了影响民意结构化生成及再生产的因素。从民意在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角度看，这可作为理解和前瞻台湾未来政局的一个重要起点与视角，也可作为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现实与民意本质及趋势的出发点，对今后推动“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策略，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的理念与实务

两岸文化的深入交流合作需要两岸民众的共同参与，融入百姓寻常的生活，体现可及性与普遍性，并使之常规化。扩大两岸文化交流的民间参与，应是未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着力点。两岸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理念、文明素质等正处于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转型期与现代化的进程中，     

台湾族群形成探析

本文在综合有关族群形成的原初论和建构论的理论架构下 ,探析台湾族群形成过程。认为 :台湾四大族群的形成与其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文化认同是它形成的基础 ,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经过竞争对立、反抗的过程 ,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逐渐塑造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说明了原来的省籍二分类 ,原住民与汉人 ,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对偶性的二分类 ,已不再适用于台湾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化过程中的新产物 ,反映了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最后 ,鉴于族群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对今后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努力方向提出几点思考。     

民进党政策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意识形态在因果上并非导致一个政党转变其政策，但它至少是构成政党政策的一部分。若不了解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便难掌握一个政党政策的全貌，亦难以了解到政党政策转变的动力与宿命。是此，意识形态在其政策体系中作用和影响值得关注。民进党依其意识形态不仅有别于岛内其他政党，并落实在其政策上，以寻求选民的认同支持。但其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矛盾，为了胜选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未来调整其政党意识形态主轴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从广义上讲，民进党政策的体系，它应包括所有的政策，是由民进党针对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所组成的体系。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多，要从这一角度研究民进党政策体系是相当困难的。但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中，有一些关键性的或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其执政以来的与其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两岸政策，它们对民进党的发展与作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去研究民进党政策，或可称为狭义的民进党政策体系。所要探讨的就是民进党政策体系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因素、相互的逻辑衍生关系及民进党政策调整与意识形态论述转型的互动变迁。     

论台湾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之赋予

自1992年台湾开放大陆配偶赴台定居以来．大陆籍婚姻移民急速增加．尤其是女性。截至2006年10月19日，向台湾境管部门申请停居留有案者，大陆配偶为22．9万多人，他们的子女也随即进入台湾社会，由此台湾社会的人口与家庭结构．阶层与族群结构．将发生量变以及由此而生的移民政策争议与社会正义等问题，自然也从不同面向给台湾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大陆酉己偶的社会权利诉求也渐成社会及媒体焦点，引起各界的关注。本文拟从社会正义的观点来探讨大陆籍婚姻移民的社会权问题。社会正义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基石，亦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只有社会正义在台湾的实现。才有可能理性而有效地促进大陆籍婚姻移民在台的融合与两岸婚姻相关问题的解决．也只有遵循公正平等的规则，台湾社会各阶层、各族群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台湾公民社会成长及整个社会的融合。本文从分析与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密切相关的政策规定、台湾社会意象里的大陆籍婚姻移民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切人，勾勒大陆籍婚姻移民在台的生活图景，建构出论述赋予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正当性与必要性及相关两岸婚姻问题的架构。     

两岸精神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整合建构

两岸经过二三十年的交流、交融、激荡之后，现阶段不仅应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而且应以实际行动推进两岸社会融合，建构两岸共同的精神殿堂，将形塑整体性价值共识与建构“两岸精神共同体”的使命、责任等问题提进议事日程。两岸社会若缺失一种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共识与两岸精神共同体．将难以有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也很难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互信、政治互信，势必会影响到两岸同胞情感与社会全面的融合。因此，两岸未来能否达成具有趋同性的整体性价值共识，寻找到正确的即能够包容双方歧见又能有效实现整合建构的道路，对两岸社会的凝聚力与共识的扩展，促进两岸社会融合与共同家园建构．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商谈共识论视域下的两岸政治对话及路径选择

两岸政治对话是两岸和平发展内在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两岸制度化协商的必然要求。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内涵，可以为建构两岸政治对话理论框架、实现两岸政治对话与建立处理两岸事务的新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哈贝马斯商谈共识理论基本内涵，探究它在两岸政治对话中的应用，着重在商谈共识论视域下论述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提、过程与路径选择问题。     

台湾研究的理论运用与建构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台湾地区形成了与中国大陆、港澳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时空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这一特殊性和规律性，决定了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因而，在理论上，研究台湾并建构出反映这一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的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实践上，台湾研究的广泛开展又是与台湾问题日益重要、人民群众关心祖国统一事业直接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理论深度决定研究成果的生命力。而检视大陆有关台湾研究的成果，多为政策性和实用性，有不少成果，尚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为了提升研究的品质和学术价值，探讨台湾研究的理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两岸民调体系建构——兼谈审慎思辨民调理论方法的运用

当前，有关台湾民意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党、高校、媒体、民间社团的民调机构测验的，其中涉及两岸关系议题的民意有些是被操控、信度与效度不高，真实性值得商榷。而且，在调查中有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着不少误区与问题。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台湾民意调查的现状与问题，并以两岸关系议题中最受争议的国家认同为切人点，对台湾的多家民调单位陆续公布令大多数人困惑的民调结果为考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