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

派驻地方性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管理过程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各种形式的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与国家乃至超国家实体的联络沟通、决策公关、社会交际和信息资源交换等,在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当中致力于实现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为地方政治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演.     

略论区域公共治理的缘起——以欧盟为个案

当前人类社会业已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且交相辉映的时代,区域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的区域化或者说区域治理已经在若干地区成为现实.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性共同体,它的发展业已构成了当今区域公共治理的一个典范,探讨欧盟区域公共治理如何实现,可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析--基于中英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比较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     

地方政府考评行为与行为主体身份特征的交叉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考评是指评定者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行为主体做出准确评价的过程,有利于组织个体的工作状况评价,从而推动组织的健康发展。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趋向与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我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在考评过程中是否存在认知、判断错误,是否存有私心或偏见,进而影响考评的客观准确性,值得深思与探讨。在428名珠三角地区政府部门公职人员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身份特征下公共部门公职人员在考评中的判断、认知情境进行分析,以此探讨地方政府在考评中的总体认知与选择偏好,进一步推导地方政府考评行为的现状特征。研究发现:公职人员有无考评下级的经历对于考评判断、人智情境的影响最大,公职人员的身份特征与上级考评认知情境、下级考评认知情境显著相关。     

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转型及其结构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现如今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已经在治理的宏观范式中实现了治理取向的转型,以公平、凝聚与趋同为价值诉求,从政府管理逐渐导向合作治理的路径,从单纯的政府间主义迈向超国家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的方向.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转型的实践不仅有助于缓解欧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使得各成员国及其地区之间得以维持一个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聚合水平,进而推动区域一体化不断走向深入.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联性剖析

本文首先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发展史的回顾加以论证,继而依据国际现实批判了导致二者既存矛盾的因素,最后得出了以广义国际观念和全球治理模式来应对国际社会现实的结论。     

欧盟制宪进程新变化探析

2007年6月,欧盟制宪进程重新启动,标志着欧洲政治一体化出现新的转机。对比此前被搁置的欧盟制宪进程,此次欧盟制宪重新启动孕育着一些新的变化,将再一次修正欧盟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重新厘定欧盟内部权力结构和秩序。     

“价值—组织—方法”框架下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探析

科学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兼济平衡之上,立足于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有机结合。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带来地方政府自利倾向的显性化,而在城市区域发展评价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兼具作为评价主体和评价对象的双重身份,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围绕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展开了一系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权衡博弈,并对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未来更应该注重城市区域发展政策评价的应然性价值对于现实的城市区域发展政策评价体系设计及其运用实践的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对缺失的理性成分与价值构成进行弥补。     

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析——基于中英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比较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     

欧洲安全战略的政策史透析

2003年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不仅仅是基于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环境的现实背景,它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政策(特别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其政策资源在长期量的积累基础上引发的适时质变的产物.它延续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内涵,又在欧盟政策的程序性框架下得以成型,同时,"9·11"事件以后的政策环境又为其出台营造了独特的政治氛围,因此,透析欧洲安全战略的政策发展脉络对于把握和理解该战略的内在意涵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