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与既得利益国家的次优选择——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的政策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联合国居于主导地位,是现有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国家,面对新兴地区大国和区域联盟扩大安理会,增加安理会代表性的要求,美国将做出何种选择?本文根据美国外交档案,探讨了美国在1962-1965年间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扩大的问题采取的政策. 这一个案例表明,既得利益国家面对变革要求很可能作出次优选择,接受损失最小的变革.     

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格局与发展中国家集团

对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分析后发现,发展和裁军、中东问题、非殖民化及核裁军、特定国家人权状况,是解释成员国投票偏好的主要议题因子。研究还发现,联合国成员国依据其投票偏好形成四个国家集团。其中发展中国家群体是联合国内最大的集团,在发展和裁军议题上具有清晰的统一立场;其次是欧盟成员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北方国家群体;加拿大和太平洋岛国组成一个群体;美国和以色列形成独特的两国集团。分析联合国成员国在大会四个议题因子上的投票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展开较量,南北关系是界定联合国大会投票格局的主要因素。这一发现还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关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分化的争论。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     

争论焦点和集团重组——政府间谈判阶段的安理会改革

联合国大会第62/557号决定标志着安理会改革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模式转变为政府间谈判模式。在政府间谈判阶段,各种改革力量围绕谈判框架和谈判原则展开了激烈交锋。成员国主导原则得到了中国以及"团结谋共识"集团的积极支持。同时,改革中的一些主要集团也发生着分化和重组。在原有的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等国家集团之外,L69集团、小岛国家联盟等新的集团也日益活跃起来。印度等国家领导的L69集团试图扮演协调各方立场的角色。非洲联盟内部的立场分歧有加剧的趋势,成为影响改革进展的一大变数。美国在这一阶段调整了对印度"入常"的态度,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为此,中国在政府间谈判中宜采取"低介入"的策略,防止安理会改革成为离间中印和中非关系的工具。     

制衡战略与权力认可——美国对法国取得战后大国地位之政策的研究

美国要控制战后世界,就需要把广大的殖民国家和地区从宗主国的直接统治下剥离出来,并取得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的控制,戴高乐是法国殖民帝国的坚决维护者,美国决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权力分享与美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权力分享视角有助于揭示霸权国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接受新兴国家的权力增长要求。认同、扶持和退让是权力分享的基本模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便是一种国际权力分享行为。安理会的决策程序和理事国的双重地位为美国实施权力分享提供了动机。支持与之具有相近投票倾向的国家进入安理会,被美国视为提高决策能力的手段。同时,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压力,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选择扶持和退让,也成为美国构建均势、维护霸权的可能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