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注孙中山伦敦蒙难室

我于1962年被任命为驻英代办。驻英代办处位于伦敦波特兰街49-51号，原为国民党政府驻莫大使馆，最初是清政府购置的驻英公使馆馆舍。这是建于18世纪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因年久失修，多处砖木腐朽，渐成危房。代办处人员逐步增加，馆舍不敷应用，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另租房屋办公住宿，租金很贵，工作不便。原想拆除重建，但按当地规定，波特兰街任何房屋重建后均须保持原来的外观和高度。费用约需70万英镑。高度不能增加，建筑面积也难以增加。经调查，将现馆舍出售，得款可购买面积较大的地皮，用70万英镑能建成符合需要的新馆舍。这一方…     

“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

1999年12月13日，笔者购得《新中国外交50年》一书。该书在题为《新中国的代表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坛》的一节中，首先写了以下一段：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

199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话:“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之前,在介绍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生平的文章,以及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也都有内容相同的文字。不少人读过这些文字,但忽略了其中的内涵。其实,在这些简短的文字背后,包含着一段极其重要的史实。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世界形势新格局的出现,其萌芽即存在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之中。 熊向晖同志的这篇文章,第一次披露了这段史实的详情。毛泽东的英明睿智,周恩来的深谋远虑,四位老帅的远见卓识,推动着这历史性的伟大的转折。本刊愿竭诚向读者推荐这篇好文章。     

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定于1971年10月20日再次来京,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事先周总理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拟定方案,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 10月19日,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后改为钱嘉东)通知我当晚9时到西花厅开会。 会上,总理检查了对基辛格再次来访的准备工作,听取了国际形势的汇报,提出一些问题,与会的同志     

邓颖超谈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1976年4月15日，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及其家人。邓颖超说，恩来同志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说，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     

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这次会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所作的巨大贡献,已经载入史册。从会前到会后,作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李克农协助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现据当时的笔记和记忆所及,写出几件使我深受教育的事。